第一篇：明朝嘉靖年间及万历初年的政治
明朝嘉靖年间及万历初年的政治 大礼议的**
武宗死后无子，皇太后张氏（孝宗后）命太监张永、谷大用与内阁大臣商议后，以宪宗之孙、孝宗亲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继位。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在奉天殿登上皇帝的宝座，是为明世宗，诏改翌年为嘉靖元年（1522）。朱厚熜以藩王入继大统，史称其“多谋”而“刚愎”。确实，年仅十五岁的明世宗，绝非是不谙世事、任人摆布的少年天子，从踏入京城之日起，他便显示出君临天下的威势。四月二十二日，当明世宗来到京城外的行殿时，在即位礼仪上便与内廷和内阁发生了争执。礼部官员具议请世宗依皇太子即位礼，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世宗则认为自己是来继承皇位的，应从大明门入宫在奉天殿即位，拒绝行皇太子即位礼。内阁首辅杨廷和“固请如礼部所具状，帝不许”②。最后，内廷与内阁只得让步。第一次较量，世宗便以皇帝的权威压倒了内廷与内阁。
内阁首辅杨廷和在武宗去世至世宗即位的三十七天内总揽了朝政。在这段时间内，杨廷和做了几件为世人所称道的事：（1）颁布武宗遗诏，罢威武营团练诸军，革皇店，遣还豹房番僧、少林僧、教坊乐人等，放遣四方进献女子，停止京师不急工务等。（2）收捕江彬。武宗死后，平虏伯江彬拥重兵在肘腋间，他自知“天下恶之”，在反与不反之间正自犹豫。杨廷和适时提醒皇太后发布懿旨，谋划捕捉江彬，为天下除去一大祸患。（3）草拟世宗登极诏书。登极诏书长达八千多言，对时事多有兴革，如诏复武宗朝因忠直敢谏而去任降调的官员，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十四万多人，减漕粮一百五十三万余石，斥去恩幸得官者，查禁各地镇守官科敛财物等。登极诏书的颁布，不仅使“中外称新天子圣人，且颂廷和功”①。无疑，杨廷和所做的这几件事都是顺应民心、有利于巩固明皇朝统治的，因此，杨廷和在朝廷内外获得了极大的声望。声望加上权位资历，使杨廷和在朝中的势力陡增，亦使他能藉此与羽翼未丰的少年天子世宗相抗衡。
世宗与杨廷和的矛盾在即位礼仪上已显现出来，以后在议定世宗生父兴献王主祀称号的问题上进一步激化。
世宗即位五天后，令礼官集议兴献王主祀称号。礼部尚书毛澄请示杨廷和以后，会同公卿台谏六十余名官员上疏：以世宗为入继之君，应效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以孝宗为考，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世宗阅疏，恼火地说：“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议。”②毛澄等仍坚持前议，杨廷和也亲自上言要皇帝服从礼部之议。明世宗坚决不从。此时，观政进士张璁上《大礼疏》，提出与杨廷和不同的“继统不继嗣”的论说，明世宗得到支持很高兴，即将杨廷和召来，宣布要“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杨廷和也不肯让步，“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①，并公开声称：在这个问题上，“异议者即奸谀当诛”②。到了十月间，杨廷和见势不得已，乃草敕下礼部，称奉慈圣皇太后懿旨，“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宜称兴献后”③。明世宗暂时接受了这个妥协的结果。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大礼议》。
① 《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
嘉靖二年（1523）十一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疏，提出应“循名考实，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而别立庙于大内”④。这项提议当然是符合皇帝心意的，但此时的明世宗还是有所顾忌地说：“此关系天理纲常，仍令文武群臣集议可否？”⑤群官议论的结果，有二百五十余名官员不同意改称名号，认为“必以孝宗为考，而后大宗为不绝”⑥。只有少数几个人附和桂萼的提议。三年春正月，屡与世宗意见不合的杨廷和再次提出辞官，世宗终于不再表示挽留，并斥责他“因辞归咎，非大臣道”⑦。与此同时，世宗下令调张璁、桂萼等赴京集议。二百多名朝官仍坚持原议，不肯退让。明世宗非常恼怒，曾当面指斥内阁大学士毛纪说：“此礼当速改，尔辈无君，欲使朕亦无父乎！”⑦毛纪等听后惶惧而退。
明世宗将二百多名朝官的反对看作是无君的举动，而迂腐守。至武宗时，镇守太监的权力大肆扩张，与巡抚、都御史相侔，有权干预刑名政事了。镇守太监，多有贪污纳贿、克扣兵饷、延误军机、交结内宦等不法行状。张璁任首辅期间，裁撤镇守中官二十七人，又革去锦衣卫官五百人，并以京师亲军改属兵部。以后，又陆续裁革了浙江、两广、湖广、福建的镇守太监及一些地区的分守太监。这些大刀阔斧的裁革，极大地打击了宦官势力。史称：世宗“尽撤天下镇守内臣及典京营仓场者，终四十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云”①。
新政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清查勋戚强占的庄田，归田于民。自宪宗成化以来，诸王勋戚依仗权势侵占民田之事，屡见史载。即使政治较为清明的弘治时期，孝宗张皇后的父兄也一再强占河间民田千余顷，甚至连宫廷内宦也强占了大量民田。勋戚豪族的大肆兼并田地，势必导致国家所掌握的额田大量减少和赋税的相应减少。嘉靖时，天下额田已减少一大半，国家的税收财政已无以为继。
① 《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大礼议》。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大礼议》。
④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大礼议》。
⑤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大礼议》。
⑥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大礼议》。
⑦ 《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
① 《明史》卷三○四。
嘉靖八年（1529），世宗敕谕户部清查庄田，对强占民田者，俱还原主。嘉靖十年，世宗听取了户部的建议，下令查革王府以山场湖陂荒地为名强占的民田。此后，又进一步下令，只准许王府留用封国之初所请庄田，此外，不得议留。这些清查庄田、还田于民的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抑制土地兼并的趋势，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已很紧张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嘉靖时期，在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实行了赋役制度改革。嘉靖九年（1530），桂萼在入参机务期间，曾上疏建策清查新增田地及编审徭役。世宗批准施行。这次改革，因次年桂萼因病乞休归里而未能进一步展开。而桂萼所开创的将税粮与徭役各审定交银若干，统一征收，以求均平的“一条编法”的改革效果是显著的，为后世的赋役制度改革提供了借鉴。
明世宗对外戚世袭封爵的制度作了变革，并成为永制。嘉靖八年（1529），吏部方献夫奏称：洪熙以来，始封外戚，其后一门数贵，传袭不已。建议自现在始，已封爵的令终其身，不得再承袭。今后皇亲驸马，亦不得夤缘请封。这项制度经世宗裁定后成为永制，即便是世宗之母蒋太后及陈皇后家亦不准承袭世爵。
明世宗所采取的这些改革新政，在抑制宦官和外戚勋贵势力的发展上颇有成效，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清查庄田，还田于民，对赋役制度的改革，都旨在抑制土地兼并的发展，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均平人民的负担，是利国利民的措施，然而，这些改革仅是在局部范围内，且“数行数止”①，未能全面而持久地展开，因而它的成效也很有限。及至世宗中年“边供费繁，加以土木、祷祀，月无虚日，帑藏匮竭。司农百计生财，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犹不能给”②。财政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世宗崇道与严嵩揽权明世宗即位之初，曾一度下令拆毁京师诸淫祠，并没收了在正德年间赏赉无算的大能仁寺僧齐瑞竹的资财，毁损了玄明宫的佛像。然而，自嘉靖二年始，世宗在太监崔文等人的诱导下，开始崇信道教方术，在宫中到处建醮，日事斋醮。世宗崇道修玄，愈到后期愈益崇信，几乎到了执迷不悟的程度。嘉靖三年（1524），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被征入京。他在宫中祷雪应验，世宗因之宠信不疑，封其为“致一真人”，在京城西建真人府，并遣缇骑四十人供洒扫，赐田三十顷，免其赋役。嘉靖十五年，加授其为礼部尚书。2 十八年，邵元节死，恤典同伯爵例。邵元节死后，方士陶仲文得到世宗宠信。世宗先封其为“神霄保国宣教高士”，后世宗得病，既而痊愈，世宗认为这是陶仲文祈祷之功，故授其为少保、礼部尚书，后又加授太傅，食一品俸。
①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②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数年之内，陶仲文官至三孤，可见道人术士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然而，与之截然不同的是谏官的命运。嘉靖十八年九月，明世宗竟欲令太子监国，以便自己去静修炼道。太仆卿杨最上疏反对，“帝览之大怒，逮系镇抚司考讯，久之死狱中”①。二十年正月，御史杨爵上疏请禁除邪佞之术，“帝大怒，命镇抚司长系之”②。自此以后，延臣再也不敢谏阻，神仙祷祀之风愈演愈烈。
世宗中年以后，“专事焚修，词臣率供奉青词，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阁”③。当时阁臣袁炜、严讷、李春芳、郭朴俱以善撰青词而入阁，时人讥之为“青词宰相”④。其实，“青词宰相”远不止这几位，他如顾鼎臣、夏言、严嵩、徐阶也都以善撰青词而得到世宗的青睐。
嘉靖二十一年（1542），皇宫内发生了一起宫婢造反之事，明世宗差点被勒死。此后，世宗便“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独仲文得时见”。
世宗对道士方术长期宠信不衰，但对内阁首辅却时时防范，权势稍盛，便加抑制。嘉靖朝的内阁首辅，就如走马灯似地不断更换，即使宠信如张璁、夏言，也“罢相者屡矣”。阁臣方献夫“见帝恩威不测，居职二岁，三疏引疾”①。嘉靖朝任首辅时间最长的是严嵩，这与严嵩“一意媚上”，善于见风使舵，善于揣摩世宗的心理有很大关系。严嵩也是两度为首辅。第一次是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当时严嵩勾结给事中王交、王尧弹劾首辅翟銮，翟銮被削职为民，而严嵩得以继任首辅。但严嵩任首辅后，“事取独断，不相关白”，“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同入阁，皆不预票拟事，政事一归嵩”②。严嵩任首辅仅一年，“帝微觉嵩横”③，于是又复用夏言。夏言复任首辅，盛气陵嵩，颇斥逐其党，嵩不能救。严嵩暗中勾结被夏言处罚的官吏，并收买宫中太监，而夏言则视太监为奴仆。如此，夏言在世宗面前屡屡失意，而严嵩则能及时得到情报，了解世宗的喜怒心态，讨得世宗的欢心。嘉靖二十七年（1548），夏言在计划收复河套一事上违忤了世宗旨意，严嵩终于抓住机会，设计诬陷夏言，夏言被杀。严嵩第二次任首辅长达十四年之久。这十四年中，住在西苑的明世宗，“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④。明世宗为防止大权旁落，也偶尔“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离其势”，但严嵩往往能揣摩世宗心理，“移帝喜怒”而不失⑤。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二《世宗崇道教》。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二《世宗崇道教》。
③ 《明史》卷一九三《顾鼎臣传》。
④ 《明史》卷一九三《袁炜传》。
① 《明史》卷一九六《方献夫传》。
② 《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③ 《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④ 《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严嵩柄政时间久了，植党营私，排斥异己，对弹劾自己的官员必欲置之死地，制造了不少冤狱；而其贪污纳贿、卖官鬻爵、广市良田等危害朝政的恶行，更令天下人“罔不怨恨”。嘉靖四十一年（1562），方士蓝道行“以扶鸾术得幸”，世宗向他问道：“今天下何以不治？”蓝道仙“假乩仙言嵩奸罪”①。御史邹应龙在阁臣徐阶的支持下，上疏极论严嵩父子不法之事。对严嵩久握权柄、遍植党羽早已心怀不满的世宗，遂藉此令严嵩致仕。严嵩致仕后，世宗还一度“追念其赞玄功”，要徐阶等效法严嵩，助其崇道“同辅立修”②。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明世宗病死，其子朱载堉继位，是为明穆宗，改翌年为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在位六年，醉心于玩乐挥霍，使嘉靖以来“帑藏匮竭”的财政危机进一步恶化，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明皇朝的社会政治经济已到了不改革则无以为继的地步。
张居正改革
穆宗于隆庆六年（1572）五月去世，其子朱翊钧即位，是为明神宗，诏改翌年为万历元年（1573）。
登上皇位的明神宗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政务由穆宗陈皇后及神宗生母李贵妃主持。穆宗去世后，阁臣张居正与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相结纳，冯保素与首辅高拱有郄，在太后面前诉说高拱擅权不可容，于是太后下旨，将高拱逐出朝堂，由张居正接任首辅。陈皇后与李贵妃“内任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③。
张居正是明皇朝最有权势的首辅，当时阁臣吕调阳、张四维皆“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李贵妃在训责神宗时，则往往说：“使张先生闻，奈何！”神宗听了很害怕。当张居正父丧归乡时，朝廷大事专门派人“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①。张居正还朝，一路上，守臣率长跪，抚按大吏越界迎送，身为前驱。道经襄阳、南阳，藩王襄王、唐王俱抵郊外迎候，设宴款待。史称：“帝虚己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丰采。”②张居正在万历初柄政的十年中，可以说是权侔帝王了。正是凭借着这样的权势，张居正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对明皇朝的旧政积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
⑤ 《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① 《明史》卷三○七《蓝道行传》。
② 《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③ 《明史》卷三○五《冯保传》。
①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②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1.整顿吏治。为了改变“贪官为害”、“驱民为盗”、吏治腐败的局面，改变因循敷衍、没有实效的官场恶习，张居正创立了“考成法”，用以考核官吏的政绩。“考成法”规定评判官吏政绩好坏的标准以“安静宜民者”为上，“沿袭旧套虚心矫饰者”列下考。其方法是逐级考核，抚按以上述标准考核属吏，吏部以之考核抚按一级，朝廷以之考核吏部。如抚按不能悉心甄别、如实考核，则抚按为不称职，吏部应秉公汰黜之；如吏部未能精心核实处理，则吏部为不称职，朝廷宜秉公处置。逐级考核之外，还有随事考成的制度，即规定六部都察院及各衙门之间来往公文、传达处理均根据“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③。如有延误者，各级官吏都有责举报。如此月考、岁考，建立了严密的考核制度，使得“纪纲法度莫不修明”④。张居正据考成法裁革了一大批庸懒无能的官吏，奖励提拔了廉能有才干的官吏。考成法的实施也在组织制度上保证了其他各项改革措施的顺利推行。
2.经济方面的改革。（1）清理逋欠田赋。为了增加田赋收入，缓解财政危机，张居正不得不接二连三地下令清理积欠的租赋。万历元年，诏令“自隆庆改元以前逋租，悉赐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征七”①，第二年又规定，拖欠七分之中，每年带征三分。次年又规定“输不及额者，按抚听纠，郡县听调”②。张居正将之列为官吏考成的一项内容，令“朝下而夕奉行”，迅速扭转了明皇朝财政窘迫的困境。至万历四年，“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③，“太仆寺亦积金四百余万”④。（2）清丈田地。为了解决长期遗留的“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⑤的社会矛盾，张居正于万历六年（1578）下令在全国清丈田地，并严令强宗豪民不得挠法，否则严惩不贷。万历九年丈量完竣，计田地的总额比弘治时期多三百万顷。这个数字中虽有个别官吏为邀功而改用小弓丈量以求田多的情况，但清查出 4 来的田地大部分是强宗豪民的田地则是毫无疑问的。史称清丈以后“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报”⑥。（3）赋役制度的改革。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嘉靖年间，在张璁的主持下，曾在一些地区推行过，但“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⑦。
③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④ 《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①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② 《明史》卷二二九《傅应祯传》。
③ 《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④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⑤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⑥ 《明史》卷七七《食货一》。
万历九年，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改革。一条鞭法的内容为：将赋役以及土贡方物等杂征皆合并为一项，一律征银，按人丁和田亩分摊；赋役额数以州县为单位，原有赋役额不准减少；赋役额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一条鞭法统一了赋役，简化了征收项目和手续，减少了中间环节，便于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漏税和官吏贪污的弊病，减轻了贫穷小民的负担，保证了朝廷的田赋收入。史称：“赖行一条鞭法，无他科扰，民力不大绌”①。
3.整饬边防。鉴于明中期以来“虏患日深，边事久废”，“守备单弱” 的状况，张居正竭力整饬边防，擢用了一批有才干的将领守御边疆。如用名将李成梁镇辽，小王子部众十余万数次入寇辽左，均被李成梁力战击败。戚继光镇蓟门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晏然。而在他之前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②。史称，由于张居正知人善任，努力整饬边防，故使这一时期“边境晏然”。
此外，张居正在整理驿递、裁汰冗官、整理学校方面多所改革。
张居正是一个务实的改革家，他的许多改革政策都是针对明皇朝历代积弊而制定的，他的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由于吏治有了很大改变，号令一下，“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③；财政亏空变得绰有剩余；从“边事久废”基本达到“边境晏然”。然而在张居正去世后，由于改革触及了一些权贵的利益，遭致他们的怨恨和非议，也由于其生前“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④。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张居正去世后九个月，明神宗下诏追夸张居正的官秩，并抄了他的家。张居正的改革成果也大多付之东流。直到崇祯年间，后人又重新给了张居正及其改革以公正的评价：“故辅居正，受遗辅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①
⑦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①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② 《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③ 《明史》卷一三《张居正传》。
④ 《明史》卷一三《张居正传》。
第二篇：明朝正统至天顺年间的政治土木之败
明朝正统至天顺年间的政治土木之败
英宗被俘宣德十年（1435）正月，宣宗病死于乾清宫，终年三十八岁。皇太子朱祁镇即位，是为英宗，年号正统。
英宗即位时年仅九岁，遵遗诏，凡朝廷大政均奏请太皇太后张氏（仁宗诚孝皇后）而后行。张氏推心任能，委政阁臣，以先朝大臣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礼部尚书胡 辅政，嘱咐英宗，遇事行动要与他们商议，“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因此，正统初年，“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纲纪未弛”①。然而，随着张氏与杨荣、杨士奇等大臣先后去世与致仕，明英宗渐渐信用宦官王振，以致开启了明皇朝宦官擅权乱政的先例，并直接导致了“土木之变”的惨败。
正统年间，发生了两件军政大事：一是平定麓川宣慰司反叛的战事；二是瓦剌南侵，与明军在土木堡大战，英宗被俘。
麓川之役发生于正统二年（1437），云南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先后攻打“孟定、南甸、干崖、腾冲、潞江、金齿等处，自立头目”，“势甚猖獗”①，黔国公沐晟奏请发兵征讨。正统三年六月，朝廷派右都督方政、都督佥事张荣往云南，协同镇南将军沐晟等率兵进讨。由于沐晟屡次不准出战，方政独率麾下出战，先胜后败，沐晟怒其不听节制，不发援兵，致方政全军覆没。沐晟后亦惧罪暴卒。
正统四年（1439）五月，任右都督沐昂为征南将军，充总兵官，征兵十二万人，讨思任发。十一月，沐昂率师“讨平师宗叛蛮”。思任发致书云南总兵官，表示愿向朝廷进贡谢罪。然而，明朝廷却拒绝了思任发的求和，于六年正月，由兵部尚书王骥督军十五万，再兴麓川之师。十五万军队历时一年多，捣毁思任发的老寨，思任发逃窜缅甸。七年，思任发子思机发“帅余众居者蓝，乞入朝谢罪。廷议因而抚之，王振不可”②。时“王振方用事，喜功名，以骥可属，思大举”③。于是，王骥三征麓川，“老师费财，以一隅骚动天下”。麓川战事延至正统十四年方始告竣，历时十二年。明朝廷长期以来将大部兵力投入麓川之役，而拒不采纳刑部侍郎何文渊、侍讲刘球的“罢麓川兵，专备西北”的正确建议，以致忽略了西北边防，坐大瓦剌势力，贻患无穷。
① 《明史》卷九《英宗纪》。
① 《明史》卷三一四《云南土司·麓川》。
② 《明史》卷一七一《王骥传》。
③ 《明史》卷一七一《王骥传》。
早在正统十年（1445），瓦剌也先就发兵攻打哈密卫，明朝廷只顾南边战事，对哈密卫忠顺王倒瓦答失里的求援置若罔闻，坐失西域要道哈密卫。十一年，也先又率兵攻打兀良哈三卫，并要求大同镇守太监郭敬供应粮食，英宗与王振只是命郭敬“毋见，毋予粮”，并不发一兵一卒去救援兀良哈。瓦剌相继扫除了明朝西边和东边的屏蔽，接下来，便毫不客气地大举入攻内地。
对于瓦剌的南攻野心，朝廷大臣也曾一再建言。正统六年（1441），刘球曾建言罢兵麓川，北防瓦剌。八年，又上疏：“迤北贡使日增，包藏祸心，诚为难测”①，宜加强北边防务。但王振以其语刺己，把刘球逮下诏狱，令指挥马顺杀害并肢解了刘球。正统十年，兵部尚书邝埜建议增兵大同，巡视西北边务，而英宗、王振只热衷于麓川兵事，对瓦剌的咄咄逼人之势则视而不见。
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也先贡马，“诈称三千人。王振怒其诈，减去马价，使回报”，也先大怒，借口明使曾许嫁公主，使贡马送聘，朝廷答诏“无许姻意”②，遂于是年七月，大举进攻辽东、甘州、宣府、大同等地。也先亲自率兵进攻大同，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率皆陷没。败报传至京城，好大喜功的王振不知利害，竭力鼓动英宗亲征瓦剌。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埜、侍郎于谦等“伏阙恳留”，而英宗与王振执意不听。七月十七日，英宗命太监金英辅郕王朱祁钰居守京城，兵部侍郎于谦留京代理部务，以太监王振、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焚、户部尚书王佐等随从，亲率五十万大军匆匆忙忙向西北进发。十八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粮，僵尸满路”①。八月初一日，英宗大军至大同，也先北撤，欲诱明军深入，王振以为瓦剌畏惧而退兵，坚持要进兵北行。邝埜、王佐等见势不好，力谏回銮，王振不听。后太监郭敬将瓦剌的实力密告王振，王振始惧，下令班师。王振是蔚州人，开始准备从紫荆关走，到蔚州后请英宗驾幸其第，后又怕大队人马损坏乡里庄稼，所以行进四十里又改道东行。明军迂回改道，当初十日退至宣府，瓦剌骑兵已大批赶到。十三日，英宗大军至土木堡，离怀来城仅二十里，“众欲入保怀来”，而王振以辎重未至，坚持留驻土木堡。十四日清晨，瓦剌军逼近明军，占据水源。也先从麻谷口发动进攻，都指挥郭懋与瓦剌激战一夜。十五日，也先佯退，遣使与明军讲和。王振见使者来议和，急令移营就水，明军刚移动三四里，瓦剌骑兵遂四面围攻上来，“铁骑蹂阵而入，奋长刀以砍大军”，明军“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死者数十万”。张辅、邝埜、王佐等数百名大臣勇将战死，护卫将军樊忠用棰捶死王振，说：“吾为天下诛此贼！”最后，自己也英勇战死。英宗在混战中突围不成，下马盘膝而坐，遂为瓦剌所俘。
① 《明史》卷一七○《刘球传》。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土木之变》。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士木之变》。
土木堡惨败，明朝皇帝被俘，五十万精锐尽失，二十余万骡马、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从此明军元气大伤，也先则更加野心勃勃，冀以一统天下。
景帝即位与北京保卫战明英宗被俘的消息传至京城，朝廷内外一片恐慌，“群臣聚哭于朝”①，侍讲徐珵甚至提出南迁京师的逃跑主张，兵部侍郎于谦挺身出来反对，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②于谦坚决抗战的主张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一批官员的支持，太监金英将徐珵叱出殿外。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二十一日，升任于谦为兵部尚书，把备战御敌的重任交付给了于谦。
二十三日，郕王临朝主政，群臣请族诛王振以安人心，王振党羽锦衣卫指挥马顺当堂叱骂群臣，愤怒的人们再也忍耐不住，当堂击毙马顺，又打死王振同党宦官毛贵、王长随。面对血淋淋的场面，郕王害怕想退回宫去，于谦“排众直前”，拦住郕王，请其宣布“顺等罪当死”，廷击马顺的官员俱不论罪；并将王振侄儿王山缚至刑场凌迟处死，王振家族无少长皆斩。清除王振余党，顺应了民心，稳定了政局，使得朝野能上下齐心，共同御敌。九月初，群臣请皇太后立郕王为帝，以安人心，孙太后准议，郕王却惊让再三，于谦坦荡地对郕王说：“臣等诚爱国家，非为私计。王乃受命。”③九月初六，朱祁钰即位，是为景帝，年号景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于谦受命于危难之际，《明史·于谦传》称：“当军马倥偬，变在俄顷，谦目视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机宜。僚吏受成，相顾骇服。号令明审，虽勋臣宿将小不中律，即请旨切责。片纸行万里外，靡不惕息，其才略开敏，精神周至，一时无与比。”于谦增兵调援，运粮、运兵械入京，积极做好战备。同时，还荐举了一批有军事才干的将领守卫重要关隘，并请景帝奖励镇守宣府、大同有功之臣，鼓舞了民心士气。
十月初三日，瓦刺久攻宣府、大同不下，便集中兵力，大举进攻紫荆关、古北口，进逼北京。初九日，瓦刺军在叛降宦官喜宁的引导下，绕小路越过山岭，攻破了紫荆关。十一日，瓦刺大军直抵北京城下。也先原以为“京城可旦夕下，及见官军严阵待，意稍沮”①。也先听从喜宁的建议，用议和迎驾之计来试探明军的虚实，遭到景帝和于谦的严辞拒绝，诡计落空。
① 《明史》卷十《英宗前纪》。
②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③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①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十三日，瓦刺从德胜门展开进攻，明军事先已有准备，埋设了伏军，瓦刺军大败，也先之弟“铁元帅”平章孛罗卯那孩也在此战中被火炮击毙。瓦刺军还在西直门和彰义门发动了进攻。在西直门，明军守将都督孙镗率军迎战，城上发火炮助战，孙镗失利，背靠城池拼死力战，后有二路援兵适时赶到，瓦刺三面受敌，被迫退却。在彰义门，副都督武兴率兵迎战，瓦刺军前锋失败稍退，明军阵中有数百骑想要争功，跃进出阵，扰乱了阵形，瓦刺军乘机反攻，明军败退，武兴中箭死。瓦刺军追至土城，遭到当地居民的阻遏，随后，明援军赶到，瓦刺军仓皇退兵。也先攻城五日不下，又得到各地援军将赶到北京的消息，恐怕腹背受敌，退路被断，遂焚毁了明朝皇帝的陵寝殿，退出塞外。北京保卫战获得了胜利，明皇朝度过了一次严重的危机。
英宗复辟也先进攻北京城失败，想要夺取明朝江山的野心受挫，而且明朝立了新皇帝，手里的王牌——英宗朱祁镇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无奈之下，于景泰元年（1450）六月，遣使与明朝议和，表示愿送回英宗。景帝虑及皇位不保，不愿接回英宗，在于谦的劝说下，最后应允讲和，接回太上皇。
八月十五日，景帝派侍读商辂率一轿二马将朱祁镇迎回北京，进东安门，举行授受帝位仪式后，即将朱祁镇送进南宫禁锢起来。
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帝病重，大臣奏请复立英宗之子沂王为皇太子，景帝迟迟不允。十二日，景帝召石亨至病榻前商议事情，石亨见景帝病势沉重，遂与同党都督张、太监曹吉祥谋议，与其复位东宫，还不如请太上皇复位，“可得功赏”①。十四日夜，石亨等聚集在左副都御史徐有贞（即徐珵）家里密谋行动计划。十六日夜，徐有贞“焚香祝天，与家人诀，曰：‘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门户之祸。归，人；不归，鬼矣。’”遂与石亨、张
、曹吉祥等会合，夜四鼓，开长安门，纳兵千人，直奔南宫。宫门上锁砸不开，徐有贞命军士悬巨木撞门毁墙，撞开门墙后，即扶朱祁镇登辇，入东华门，至奉天殿升座，英宗复辟。此次事件史称“夺门之变”。
英宗复辟的次日，便逮捕少保于谦、王文，学士陈循、萧镃、商辂等下狱治罪。石亨、徐有贞等诬陷于谦、王文等谋立藩王，议罪处斩。徐有贞在英宗面前振振有词地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①功高盖世、爱国忘身的于谦，最后却成了宫廷政变的牺牲品。
英宗大封“夺门”有功之臣，徐有贞先以原官兼学士入内阁预机务，后又升任兵部尚书，又加封武功伯；石亨被封为忠国公；曹吉祥提升为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张 封为太平侯。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五《南宫复辟》。
①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徐有贞入阁以后，得到英宗的宠信，独揽内阁事权。同党石亨、曹吉祥渐生不满，两人联合起来，离间英宗与徐有贞的关系，并暗中使人弹劾徐有贞专擅威权，结果，才当了六个月阁老的徐有贞被逮下锦衣卫大狱，谪戍云南金齿，直到天顺四年才被放回原籍苏州。
然而，英宗对曹、石两人也心怀不满，一是两人劣迹昭著，强夺民田、冒功贪赏、纳贿卖官；二是除掉徐有贞后，两人依恃兵权，专横跋扈，使英宗感到难以控制。吏部尚书李贤为英宗出主意，让他独断乾纲，将权力收归己有。天顺三年（1459）七月，英宗召大同镇守石彪（石亨侄子）还京，石彪指使千户杨斌入京保奏其留守大同，这使英宗更加怀疑石亨叔侄心怀不轨，便立即派人将石彪逮捕入狱，后又将石亨下锦衣卫狱。次年二月，石亨死狱中，石彪等被处死。石亨门下冒“夺门”之功得官者四千余人悉被罢黜。看到石亨的结局，曹吉祥、曹钦叔侄寝坐难安了。他们决定先下手为强，密谋在天顺五年（1461）七月初二日，由曹钦拥兵入朝，曹吉祥以禁兵为内应，废除英宗。当天夜里，都指挥马亮从曹钦处逃出，到朝房告发曹吉祥谋反情况，正在值夜的恭顺侯吴瑾、统率西征军的怀宁伯孙镗急书：“曹钦反”，投入长安门，宫内立即逮捕曹吉祥。曹钦失去内应，进不了宫门，在东西长安门纵火焚烧，并杀死杀伤了东西朝房的官员，孙镗急召西征军二千余人镇压，战乱很快被平息，曹钦兵败投井死。曹吉祥三天后被凌迟处死。史称这次事件为“曹石之变”。
天顺八年（1464）正月，英宗病死，终年三十八岁。
第三篇：明朝政治制度的特点——《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明朝政治制度的特点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最近，我重读了黄仁宇先生的大作——《万历十五年》。在此书中，黄仁宇先生以他独特的视角审视了万历十五年前后发生的重大的事件，并提出了自己的“大历史”观，读来感觉焕然一新。但我并不打算从这个视角来评论这本书。由于我最近读了大量有关明朝历史的书籍，再加上专业影响，我准备从明朝政治制度的特点方面浅谈一下自己的见解。
纵观二百多年的历史，明朝虽然历经风雨，但整体上保持着稳定的局面，国家大事由君臣共同决定，官僚们各有职责，又相互牵制。如果仔细分析明朝的历史，就会发现明朝政治体制是权力制衡的几近完美的创作。皇帝与大臣、大臣与大臣甚至于太监与皇帝、大臣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下面仅就这种制约关系阐述如下：
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一直是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一对矛盾，皇帝与宰相围绕权力占有展开无休止的较量。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废除了存在几千年的宰相制度，但由于个人精力的有限，明成祖朱棣设立了内阁作为自己的秘书机构。结果，内阁的权力越来越大，内阁首辅相对于以前的宰相有过之而无不及。国家大小事务都由内阁拟票，皇帝裁决；皇帝的决议需要征求内阁的同意，如果内阁认为皇帝的决议不妥可以“封还”，这就与当今三权分立下美国总统和议会的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
皇帝与内阁的制约实质上是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制约。文官集团的成熟时明朝政治的一大特征。明朝有一个重要的不成文的规定：重用文官。明朝的官员大部分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上来的。这些人从小习读四书五经，接受孔孟之道的熏陶，养成了一种独特地文官品格，即：直言敢谏，为了维护纲常伦理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正是这种性格让明朝的皇帝非常头疼，甚至恐惧，文官集团的势力对于皇帝的决策起到了很大的制约作用。比如，万历皇帝为了立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与大臣们前后斗争了十几年，终因为大臣们的一致反对而作罢，这个事件中充分表现了文官集团的强大实力和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实际上，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明朝是时常发生的，由于明朝独特地政治文化，直言敢谏、被皇帝处罚的人会马上被世人敬仰，这促使了无数大臣去跟皇帝作对，虽然有些时候对朝政是不利的，但是，大部分时候还是很有益的，对皇帝的不良行为起到了很大的规范作用。
文官集团内部的制约也是明朝政治制度中一个重要的特征。首先，从机构设置上，中央设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等部门分管不同事务，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各部门之间协作、各司其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分权的思想，防止了权力的过分膨胀。其次，在品级设置上，权力大小与品级成反比，这也是明朝政治中一个巧妙地设置。比如，内阁辅臣相当于前朝的宰相，国家大小事务都需要内阁辅臣的拟票，皇帝的决定也需内阁的同意，权力很大，但是内阁辅臣的品级大都很低，只有正五品，相对于六部尚书的正二品来说可谓是小官。再如，明朝的御史是皇帝派到各地的特殊人员，有直接向皇帝上奏的权力，所以在地方上权力很大，但是，御史的品级相当低，还不如地方的知府。从这些设置上就可以看出，明朝政治制度的开创者是相当地聪明的，这样就能有效的防止权力的泛滥和滥用，保证了皇帝对大臣的有效控制。最后，官员之间也会相互牵制。明朝设置了专门的言官——六科给事中。给事中这个官职不负责具体事务，就专门给皇帝上书，弹劾不法官员和皇帝的不妥行为，连皇帝都不会轻易得罪他们，更不用说中央官员了。其他官员对于言官都是敬而远之，生怕被他们逮到把柄。这一官职的设置在文官集团中形成了一种恐怕气氛，对官员的贪污受贿等不法行为形成了强大的制约作用。另外，明朝的大臣、武将和太监之间也会存在制约关系。一般来讲，武将出征，皇帝就会派太监监军，武将也会受当地文官地方官的牵制。总之，文官集团内部并不是十分团结的，也存在着广泛的制约关系。
作为明朝另外的一个重要特征，太监在政治生活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实，太监本不能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显示在明朝政治中的，但是由于太监的独特位置，他们也在明朝政治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太监在明朝政治中除了特殊时期独立出去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一个附属的位置，因为太监要参与政事前提是皇帝的默许。太监说到底是皇帝的奴才，隶属于皇帝的生活中范畴。但由于太监整天与皇帝在一块，皇帝就会无形中受到太监的影响。再加上东厂有太监管辖，并且太监控制着司礼监，担任着批红的任务，皇帝在处理政务的时候就会征求太监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太监就会作为皇帝的附属而牵制大臣。
但是，在特殊情况下，皇帝不爱理朝政，所有奏章都交给内阁和太监处理。由于太监切断了皇帝与大臣的联系，太监就掌握了决策的权力，比如太监魏忠贤就欺瞒皇帝，独断专横，权倾朝野，成为了大明王朝的实际统治者。这时，皇帝实际已经退出了政治生活，就只剩下太监与大臣之间的斗争和制衡。
明朝是一个相对趣味性很大的一个王朝，甚至发生过很多荒唐的事情，比如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俘虏，万历皇帝三十几十年不上朝，太监魏忠贤把持朝政等等，即使这样，大明王朝也没有发生大的**，没有立马灭亡，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明朝政治制度精巧的设置。整个制度中都体现着制约的思想，并且是多重制约，这种制约思想史明朝政治散而不破，这也是明朝历经二百多年不倒的原因。
第四篇：我王氏列祖列宗系于明朝洪武年间自南京竹子巷辗转而来
我王氏列祖列宗系于明朝洪武年间自南京竹子巷辗转而来，太祖父在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一五年）从西宁大堡子迁至湟源县，今大华乡拉拉角业村定居立业，公元一九五八年家父跟随祖母历经万苦艰难来到海晏县红山嘴落脚，后迁入黄草庄定居，立家创业。二零一三癸巳年六月初八，严父荣归。先父出身农家，受先祖之教诲恩泽，以农为业，为本，为贵，躬亲耕作，颐养天年；以家为职，为根，为重，苦心经营，终致殷实。忠厚老实待人，安分守己处事，耿直无媚，俭朴不奢。含辛茹苦一世，兢业操劳终生。家人选瘾角山扎下此风水宝地为莹安葬家父含辛茹苦一世，兢业操劳终生。无愧于苍天厚土，荣耀于列祖列宗，堪为儿女之严父师表，为使我辈儿孙不忘祖宗。特立此碑，撰写于上，以传后世。
门柱：后环青山千古秀前抱绿水万代昌
后土：吉人眠吉地佳偶奠佳城横批：百世其昌
碑：一生简朴留典范半世勤劳传嘉风横批：流芳千古
供峕生于：公元年月日吉时奉故故于：公元年月日吉时王本先孝男：王XX, 王XX,王延帮，王XX
莹考孝女: 王XX
氏福王孝孙: 王XX
德公
佳正玉
神成城之府
X位君
墓
二零一四年六月初六敬立
第五篇：明朝皇帝政治作为的影响因素_以年龄为观照点的考察(精)
学术论坛理论月刊2022年第7期 明朝皇帝政治作为的影响因素 ———以年龄为观照点的考察 赵秀丽1，马建平2 *（1．三峡大学政法学院，湖北宜昌443002；2.三峡大学学报编辑部，湖北宜昌443002）
摘要：明朝皇帝长寿者仅太祖、成祖、世宗、神宗四人，其他十二位皇帝皆青壮年仙去。这一独特年龄现象对皇帝个体心理和政治作为产生深远影响，对死亡的恐惧，对生的迷恋使他们纷纷走上迷恋丹药祈求长寿、纵情享乐快意人生之路，储君少不经事就继承大统，难当大任，倦怠心理使得荒政怠政，所托非人，危及帝国统治。
关键词：明朝皇帝；寿龄；帝国政治；影响中图分类号：D691=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2）07-0067-04 探讨明朝“问题皇帝”的生成机理，不仅应该关注皇位继承制度、皇室教育、皇帝早期经历与家庭因素、文官制度与文官集团、监察机制、宦官集团等因素，还应该关注皇帝的寿龄。目前学术界在研究明代皇帝和政治时，往往将焦点放在皇权与内阁、宦官的权力角逐中，较少关注皇帝寿命对个体发展、政治作为的影响。笔者拟以明朝皇帝寿命为例，探讨寿龄对皇帝本人、帝国政治的影响。
壮年丧命者多。明朝皇帝寿命过五十岁的只有太祖、成祖、世宗、神宗四人，占明朝皇帝总人数的25%。年纪在四十岁以下的皇帝有10人，分别是惠帝、宣帝、英宗、代宗、孝宗、武宗、穆宗、光宗、熹宗、思宗，占明朝皇帝总人数的
62.5%，这意味着明朝大部分皇帝正值年富力强大有作为
之际就龙驭上宾。通过赵秀臣的研究我们已知皇帝是传统社会风险较高的职业之一，明代皇帝能达到标准值的只有太祖、成祖、仁宗、宪宗、世宗、神宗六人，其余的都低于中国封建王朝帝王的平均年龄。
此外惠帝之父懿文太子，孝宗、穆宗和神宗前面几位被立为太子的兄长都还未登基就英年早逝，倘若将明朝所有储君的寿命都纳入考核范畴，储君平均寿命又将大幅下降。
东汉皇帝的寿命概况与明朝类似，东汉中后期皇帝
一、明朝皇帝寿龄概况与特征
明朝皇帝从开国皇帝明太祖到末代皇帝崇祯帝，共 16位，他们的“寿龄”、“登基年龄”与“在位时间”（如下表 所示）。
表1：明朝皇帝登基年龄、在位时间与寿龄统计表
寿命较短，嗣皇继位时年龄偏小。但两个王朝的皇帝又存在很大的区别：东汉皇帝英年早逝后，太后与外戚手握重如窦皇后所立殇帝仅百余天、安帝岁，梁皇后所立冲Á 权，为巩固家族权势，往往倾向于选择立年幼的孩稚，例 13
（资料来源：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通过《明史》“皇帝本纪”记载的史料可以看到，明代皇帝的平均寿龄是42岁，赵秀臣在《议论议论皇帝》中将秦始皇以来历朝历代的皇帝“寿命”进行了统计，指出中国封建王朝“224位已经确切寿命的帝王平均年龄是39岁”，［1］可见明朝皇帝的平均寿命超过封建王朝的平均年龄。
然而审视明代皇帝的“寿龄”表，不难发现，明朝十六帝的寿命呈现一个鲜明特征：整体寿命不长，长寿者少，青
帝2岁、质帝8岁、桓帝15岁，权臣所立灵帝12岁、献帝 9岁。东汉幼帝不能独立行使皇权，只能依靠母后和外戚
来控制政局，从而造成外戚势力独大，甚至操控皇帝的废立。为夺回皇权，年幼的皇帝不得不依靠和扶植宦官势力，孰料宦官得势后也忘乎所以，侵夺皇权，操废立之权。可以说，东汉中后期皇权孱弱，少帝只能依附一方苟延残喘，在外戚与宦官的夹缝中艰难生存。
明朝皇帝继位时只有英宗和神宗为幼童，其他人都
——多学科视域下的前近代社会*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CCNU09C02022）“群体与社会变迁—群体研究”；三峡大学博士课题基金（0620220054）“明代问题皇帝群体研究”成果。
已达到成丁的年龄（古代社会男子十五六岁即可结婚生子），继位时没有外戚、藩王或者宦官势力侵夺皇权。明代权臣、权监的权力都源于皇帝，皇帝拥有轻易瓦解那些令他不满的势力集团的能力。后人对明朝皇帝持严厉批判态度，猛烈抨击其荒政怠政，所托非人，误用奸臣，就在于他们可以自由掌控权力和政局，不像东汉皇帝处于弱势地位，受制于人。
考察诸帝的死亡原因，根据正史和实录留下的资料显示，大致如下所示：太祖朱元璋病死；明惠帝京城沦陷后不见踪迹；明成祖病死在返师途中；明仁宗病死；明宣宗病死；明英宗病死；明代宗病中因英宗复辟被废黜软禁而气死；明宪宗因爱妃病殁愁闷成病而死；明孝宗病死；明武宗荒淫过度而病死；明世宗因服丹药而病死；明穆宗病死；明神宗病死；明光宗因荒淫无度致病后服红丸而死；明熹宗因嬉戏落水成疾，服用“仙药”而死；明思宗因李自成起义军攻破北京自缢而死。若将病因与年龄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明代皇帝真正算得上寿终正寝的只有太祖、成祖二位而已。
仙方以进”；［4］宪宗朝李孜省进“朱砂养修炼之秘药”，僧继晓以秘术进，最得宠信，其他如邓常恩、赵芝玉等“俱以市井庸流，或假金丹为射利之策，或作淫巧为迎身之媟”，大臣万安、李实、张善俱献秘方仙丹以邀宠，致使“术误金丹，一时寝庙不宁，旬日宫车宴驾”；［5］孝宗朝宦官李广以修炼服食之说进，“召集道流，以致黄门修炼之术、丹药苻录之伎杂进并兴”；世宗、光宗迷信大臣、术士进奉的灵丹妙药，常食用“红铅丸”、“秋石”、“诸品仙方”、“百花仙酒”、“天水生元”、“三丹元”等；［6］熹宗有疾，兵部尚书霍维华进仙方灵露饮，帝“甘饮之”。皇帝对江湖术士的重用，服食丹药品种名目的繁多，充分反映了他们向往长生愿望的迫切性。
第二，皇帝纵情享乐，麻痹自我，以此消释对死亡的恐惧。皇帝拥有最高权力，掌握天下臣民生杀予夺的大权，却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与寿命束手无策。当死神降临时，他们也同普通人一样，流露出懦弱、胆怯之情。有些先贤面对死亡的恐惧能超越自己，以追求道德、职责与使命来化解死亡，例如西方前基督教社会最伟大贤明的君主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留虽然发出“人生苦短，转眼百年”的感叹，但并不由此引发及时行乐的抉择，更不至于否定道德原则，使人如兽行，无耻纵欲，他认为对死亡的慰藉应该在责任的履行中去寻找，主张弃绝肉体的享受，弃绝一切可以称之为快乐的东西，刻意追求超凡脱俗的卓越品行，充分尽善，［7］以此消释对死亡的恐惧，获得内心的宁静，从而实现人生的幸福。
但明朝皇帝极少通过克制欲望、修炼心性、履行义务、完善德行来实现精神超脱，在奉行实用主义哲学的他们眼中，生命既然无常，死亡随时降临，就应该抓住当下时光尽情享受，自我控制、清心寡欲正是虚度青春之举，因而他们纷纷寻求其他途径来消释对死亡的恐惧。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神宗、穆宗、光宗、熹宗或沉溺道教，或崇奉佛教，在虚无缥缈的宗教中寻求长生不老之术，同时拼命放纵欲望，及时行乐、享受人生。他们凭借至尊至贵身份，过着锦衣玉食、仆从成群、美女环绕、穷奢极欲的生活，纵情声色犬马，用酒肉和女色麻醉自己，在醉生梦死中忘却不安与恐惧。南明福王被南渡大臣马士英等人拥立为帝后，终日只知吃喝玩乐，其弘光内殿悬挂的对联“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8］正是最高统治者意志消沉、及时行乐心态的真实写照。
第三，过度服食丹药、纵欲无度危害了皇帝的身体健康，缩短其寿命。过多服食丹药正是皇帝致病的重要原因。明朝皇帝误信方士的异端邪说，以为丹药是补药，可以治疗疾病，壮阳提神，有益于身体健康。但事实上，“人受天地之生，其本来精气自足供一身之用，少壮之时，酒色丧耗，宴安鸩毒，厚味戕其内，阴阳侵其外，空余皮骨，不能自持，而乃倚赖于腥臊秽浊之物，以为夺命返魂之至宝，亦已愚矣。”这些金石丹药本身含有毒性，“盖其燥烈之性为火所逼，伏而不得发，一入肠胃，如石灰投火，烟焰立炽”，容易损伤人的五脏六脾，严重者危及生命。明成祖食用的仙方
二、英年早逝对皇帝个体的影响
人的生命周期一般分为童年、青年、壮年和老年四个阶段。从“明朝皇帝寿龄表”可以看到，三十岁至四十岁（青壮年）阶段是明朝皇帝的高危年龄阶段，意外事故与病魔频频危及他们的身体健康，共有八位皇帝在这个时间段命丧黄泉，占总人数的50%，明世宗和神宗也在这一阶段经历过生死劫。“所有具有基本智力能力的人都恐惧死亡。这种宗教、政治、军界领导们想方设法超越的恐惧是本能的，先天的。”［2］更何况明朝皇帝纷纷在而立之年英年早逝，如同梦魇缠绕着皇帝，对死亡的忧虑与恐惧如同沉重的石头压在胸口，令他们惶恐不安。这种焦虑不安与恐惧情绪直接影响其人生观与宗教信仰，左右其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
第一，短寿引起皇帝的恐慌，迷信丹药方术祈求长寿。明朝皇帝普遍短寿，并不是朱明皇族家庭内部有可怕的、致命的家族遗传疾病，但大多数皇帝身体健康欠佳。仁宗身体过于肥胖，且患有足疾，腿脚不便；孝宗先天体质不好，体弱多病；武宗暴饮暴食，嗜酒如命，没有子嗣延续香火，泛舟溺水后就大病难愈；世宗因水土不服，落下一身疾病，哮喘、感冒难以治愈，嘉靖十三年“重咳六十日”，十九年冬“复得奇疾，非寒非热，卧三旬乃起”；［3］神宗常年疾病缠身，经常感冒、腹疼，患湿疹，头目眩晕，数日不止；光宗、熹宗身体状况也欠佳，经常玉体违和。
明朝皇帝身体健康欠佳，加上祖先英年早逝的传统，令他们忧心忡忡，延年益寿的欲望十分强烈，纷纷迷恋方术，吞食丹药，以求长寿。有明一代，迷信方术、服食丹药的皇帝有九人之多，很大程度上与其身体健康欠佳有关。明太祖患病，赤脚僧献药治愈，命肃王于奉天门设座听朝政；成祖在都城建灵济宫，“帝每遘疾，辄遣使问神，庙祝诡为
“药性多热，服之辄痰壅气逆，多暴怒，至失音”；［4］“唐时诸帝，如宪、文、敬、懿之属，皆为服丹所误。宋时张圣民、林彦振等皆至发疡溃脑，不可救药。近代张江陵末年服丹，死时肤体燥鮤如炙鱼然。”［6］充分证明了服用丹药的危害。
根据现代科学可知，服食丹药容易引起重金属中毒，但其毒性是日积月累，慢慢危害人体健康，并不会让人迅速丧命。明朝中后期皇帝普遍英年早逝，还与其纵欲无度有直接关联。明中后期社会纵欲之风盛行，一些人利用丹药作为房中助兴仙药，“借为肆志纵欲之地”，结果“得未得而寄存器随之”。例如“庐州龚太守廷宾时多内宠，以百金购十丸（红铅丸），一月间尽服之，无何，九窍流血而死。”［6］中后期皇帝放纵肉欲，热衷食用丹药采阴补阳，执迷不悟，例如仁宗沉溺女色，服食丹药，导致身亡；宪宗所服丹药多为媚药淫术，红铅“其性大热，峻补命门淫火。陈酒服一枚，少顷蒙昧如醉；若连服二枚，则邪火内拒，令人暴亡”，［9］秋石“久服之，令人成渴疾。盖此物既经锻炼，其气近温，服者多是淫欲之人，籍此
放肆，虚阳妄作，真水愈涸，安得不渴？”［10］世宗“晚年须眉脱落，乃至大渐，丹毒并作”；［11］穆宗循用此等药物，致损圣体，不能视朝；［12］光宗继位纵欲无度，服用“红铅助火之物，一夕遂至人故”；［13］熹宗“初甚甘之，已渐厌，及得疾，体肿”，［4］“服未匝月，而龙驭宾天”。
［14］
立自主能力与理性思维能力都显著增长，可以乾纲独断，不为小人蒙蔽，不受制于人，因而能较好地扮演皇帝角色，承担其神圣职责，尤其是政治职责。
皇帝登基后都会经历一个与朝中文武官员磨合、了解整个军国政务、权力格局分布状况，通过恩威赏罚慢慢建立自己的权威，选择亲信充当代言人实施自己政治设想的过程。26岁的明惠帝、23岁的熹宗刚刚明白、勉强能够适应、担当皇帝角色、职位，30岁的代宗、31岁的武宗、34岁的思宗刚刚建立自己的权威，熟练操控文官集团，驾
驭官僚机构，36岁的孝宗和穆宗、38岁的宣宗和英宗、39岁的光宗正是成熟稳重、精力旺盛、大展宏图的时段。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躯体在30-35岁，精神在约49岁时达到黄金时代，［2］孔子也说过“三十而立”，三十多岁正是人生发展的黄金阶段，身体机能、知识储备和专业技能的修炼都达到最佳状态，敢拼敢闯，充满激情，锐意进取，奋发向上，是最能成就功业的时段。如果上面这些皇帝能活到五十多岁，用青年人的锐意进取精神、奋发向上精神鼓舞士气，带领整个国家机构朝“明君”、“圣君”、“贤君”目标发展，君臣上下齐心，明朝将出现“中兴”与“盛世”景观。中国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是在长君治下完成。然而非常可惜，明朝这十位皇帝都在人生最宝贵、最容易将人推向成功的年龄，还没来得及大显身手、施展抱负就英年早逝，统治期间碌碌无为，缺乏建树，难现盛世风光。
第二，继位少主难以胜任皇帝工作，倚仗身边亲信，容易误用歹人。登基的幼主、少主并不具备履行皇帝职责义务的素质与能力，皇权多流于权臣或权监之手，给国家社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明朝从英宗开始，继承者年龄普遍偏小：英宗9岁、宪宗18岁、孝宗18岁、武宗15岁、世宗15岁、神宗10岁、熹宗16岁、思宗17岁（皆虚岁）。他们再天资聪慧，毕竟阅历有限，面对险恶的政治，力不从心。这种少主执政往往潜伏着许多危机，容易引发各式各样的问题。例如英宗生于深宫，长于大内，幼年嗣位，任性而为，喜谀好胜，信任王振，一意孤行，轻开边衅，落得兵败被俘、被逼下野，幽居南宫的下场。熹宗16岁仓猝登基，文官之间的门户之争、文官宦官之间翻云覆雨的斗争，让这个涉世未深的孩子茫然无所适从，仅因魏忠贤是最宠信的乳母客氏的“对食”，就将处理文书的大权交给魏氏，自己终日沉迷于木艺、雕塑，最终酿成了“魏忠贤之祸”，让天启朝成为明朝历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特务统治时期。
这些少帝无力独自挑起国家重担处理军国要务，即使充当象征性、礼仪性的首脑，也需要依靠他人方能胜任。鉴于明朝对外戚和宰相的严格限制，宦官成为少帝信任、依赖的主要对象，几乎每位皇帝都有几个最信任的大伴，致使明朝的宦官力量恶性膨胀，宦官干政害政现象特别突出。回顾整个明朝历程，几位年轻少主的统治都存在很大问题，举措失当、治国无术、用人无方，为自己的统治埋下祸患，也给整个帝国带来巨大灾难。
正如崇祯皇帝所感叹，父兄皆为宫中旧方所误，一丸丹药葬送性命。仁宗、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光宗、熹宗都迷信、热衷丹药，服食过量，结果正是这些丹药成了催命符，不仅不能长生延寿，反而缩短寿命。
三、皇帝短寿对帝国政治的影响
传统社会，皇帝是帝国的核心首脑，肩负着整个帝国兴衰存亡的重担，“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治天下者惟君，乱天下者惟君”。
［15］
明朝皇帝大多英年早逝，这种寿龄
特征对帝国政治产生的影响，并不单纯只是皇位继承人变更所引发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再分配问题，还直接影响到皇帝的政治作为问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皇帝多在而立之年去世，缺乏作为，不利于王朝统治。帝国的最高首脑应该具备超常的素质和能力，仅防止皇权旁落一项，就需要高超的统治艺术与谋略。传统“君临之术”包括八柄、四位、七术、察六微、两手等，皇帝只有依赖赏刑二柄，赏以劝之，刑以戒之，诱之以利，施之以法，牢牢操纵官员的生死荣辱，方能驾驭整个官僚机器。而治理好整个国家，处理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文化等事务，使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更需要具备专业政治家的各项素质。朱熹认为人君临朝必须端庄安重，凝住天命，胸怀至宽至阔，眼光至远至大，意志至坚至强，知识至广至博，思想极其深刻，操守极其高尚，德能极其超卓，惟其如此，方能使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向善。无知孩童和懵懂少年根本无法达到此一境界，唯有成人方有可能实现。长君的心智、能力随着实践的增多、经验的积累，独
第三，少主过早承担治理天下的重担，产生厌倦心理，导致日后荒政怠政。明朝皇帝荒政怠政现象特别突出，［16］
君和圣主，大部分皇帝都是庸碌无为的庸君、荒君和纵君。他们在心学思潮和逐利思潮的感召下，无心处理政务，纷纷追求远离皇帝角色规范与权利义务之外的自在生活，退回皇宫内苑，游弋在自己的私人领空，谱写着完全由自己掌控的精彩纷呈的人生篇章，成为一个个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帝王。大明帝国正是在中后期问题皇帝的无为而治、荒政怠政中，由广大文官宦官集团按照文官社会既定轨道、内部章程规则缓慢运行，缺乏生机与活力的统治机构日益陷入困境，整个帝国走上衰亡之道。
也与他们过早担任皇帝一职有关。这些年纪轻轻、毫无
人生阅历的少年皇帝登基后，与其说发挥行政首脑的职能，不如说发挥其最高权力的象征性意义，在“皇帝”的名义下赋予大臣举措的合法性。例如神宗十岁继位，在其亲政前十余年间，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听政，接见群臣并按照阁臣事先拟好的批文照本宣科读一遍。幼主、少主虽能得体地完成早朝仪式，但他本人并不明白批语所含深意，离亲理朝政、乾纲独断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当他真正成年可以独立处理政务时，却早已厌倦这种枯燥、辛苦的生活，不肯上朝。后人在猛烈批评“懒王”荒政怠政行为时，却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其短暂的58年生涯中，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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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皇帝少年得志，轻易荣登宝座，完全依靠皇位先天赋予的权力获得无上的权威，因而对自身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应尽义务缺乏深刻认知，具体到政治生活实践中，他们只知道饱食终日，碌碌无为，甚至对这一角色厌倦，一心逃离皇宫，过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逍遥生活。例如熹宗登基后，所有心思都花在玩游戏和娱乐上面：“美人灯下裹头行，黽鼓低敲玉笛停。清响一声罗帕卷，君王重系小银铃”，捉迷藏的游戏居然从童蒙时代一直玩到九五至尊之后，“终夜不倦”，“夜宴既毕，陈种种杂戏，宵分始就枕。”［14］熹宗尚为少年阶段就进入权力核心圈，本人还没有做好当最高统治者的思想准备工作，就被迫坐上皇帝的宝座，他并没有积极主动调试心态，转变角色观念，按照一国之君的标准培养、锻炼自己，既不肯虚心求教，克制欲望，清心寡欲，修炼德行品质，也不肯花时间和精力学治国本领，一味放纵自己，追求自我享受，究其一生，始终是一个调皮的“宫中小劣童”。
明朝大多数皇帝青少年阶段直接继承大统，过早承担治理天下的重担，意气风发、年富力强的青壮年时期又不幸英年早逝，这种寿龄特征使得大明帝国缺乏明君、贤
责任编辑仝瑞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