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李白诗风成因及特点举例分析[推荐]
李白诗风成因及特点举例分析
李白的诗,在文学史上占据着无比重要的地位,其诗以飘逸豪放的风格而为后人所熟知。李白的诗以抒情为主,屈原而后,他第一个真正能够广泛地从当时的民间文艺和秦、汉、魏以来的乐府民歌吸取其丰富营养,集中提高而形成他的独特风貌。他具有超异寻常的艺术天才和磅礴雄伟的艺术力量。一切可惊可喜、令人兴奋、发人深思的现象,无不尽归笔底。唐朝是诗歌的盛世,诗家辈出,绝句荟萃,我们想了解,是什么原因让他能够在“唐朝三百年,诗传五万篇”的诗歌王朝里占有一席之地无以替代呢?天才的资质是一方面的原因,扎实的文化基础是形成浪漫文采的另一因素,而更重要的,是其奠定飘逸奔放的诗歌风格的同样豪放不羁放的性格,以及他一生志向未酬的际遇和他丰富的出游阅历。
我们先从他的一生的重要事迹说起,适当地了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李白祖籍陇西成纪,隋朝末年,迁徙到中亚碎叶城,李白于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年)即诞生于此。五岁时,其家迁入绵州彰明县(今四川江油市)青莲乡,开始接受启蒙教育。景云元年(710年)开始,李白开始攻读《诗》《书》,李白少年时代的学习范围很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诸子百家之书。开元五年(717年)左右,李白曾拜撰写“长短经”的赵蕤为师,学习一年有余,这段时期的学习对李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元六年(718年),李白十八岁,在戴天山大明寺读书。这是他青年之时的学习情况,从这我们看到,他从此有了很深厚的文化底蕴。但在以经取士的唐朝,饱读诗书的有识之士为数不少,因此这只是成就诗仙光环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李白约在二十五、二十六岁时出蜀东游,开始了广泛漫游,南到洞庭湘江,东至吴、越,寓居在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县)。他到处游历,希望结交朋友,干谒社会名流,从而得到引荐,一举登上高位,去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可是,十年漫游,却一事无成。但是,丰富的交游经历,使他遍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这给他的创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题材,是他的创作的开始。他在这时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诗名已是满天下。
他很早就相信当时流行的道教,喜欢隐居山林,好作赋,奇书,神仙,同时又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他对恢宏的功业抱负持有信念,作为诗人,这种信念更多地成为他追求和歌颂壮丽人生的出发点。他从无数古代英雄的风度、气派中吸取力量,把现实的理想投影到历史中去,如《梁甫吟》写太公望:“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八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写郦食其:“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他笔下的英雄大多是在动荡变乱的非常时期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且和抒情主人公打成一片,浑然而不可分。而其“好剑术”“好道”这类潜在的行为和思想也时常会出现在其诗歌中,对其诗风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其影响到了晚年犹著。
李白奔放不羁的诗风,自然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性格。李白一向自视甚高,桀骜不驯,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诗人的个性。这从李白让贵妃研磨、高力士脱靴一事可见一斑。而从其早期的诗文看,“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江上吟》)等等皆可见其以不世之才自居,且常以吕尚、管仲、乐毅、张良、诸葛亮、谢安等自比,希望能象他们一样安社稷、济苍生。但因其傲睨权贵,放浪形骸,于是诋毁交至,不得不于天宝三载(744)自请放还。这是李白一生的重要转折时期,政治上的失意,使他对腐朽的上层统治集团和黑暗的现实有了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从而发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悲叹。
李白经历虽然很多,有自负之时、有得意之时、也有失意之时,存在着入世和出世、积极和消极的矛盾思想,但他的诗风是很终一的。
李白的诗飘逸奔放,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其悲喜异常强烈鲜明。在《蜀道难》中,开篇发唱,“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情感犹如火山爆发。强烈地表现了其追求向往却又愁怨悲愤的感谢色彩,赋予了蜀道以高不可攀的雄姿。而讴歌理想,抒发悲愤的也有许多,像《行路难》全篇:“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停杯投著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直抒了他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除了思想性格才情遭际诸因素外,李白诗歌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体裁结构也是形成他豪放飘逸风格的重要原因。善于凭借想象,以主观再现客观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重要特征。李白的诗中经常引用新奇的比喻和奇特的夸张,寓神话传说于铺叙之中,三者融为一体,增强了诗歌的纵深感,其强烈的艺术效果是其余诗人难以超越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描绘梦中的洞天仙境:“日月照耀金银台”,神仙们“霓为衣兮风为马”、“虎鼓瑟兮鸾回车”,与现实的黑暗、丑恶形成鲜明对比。《蜀道难》中描述瀑流的“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望庐山瀑布》里同样描写瀑流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都用新奇的想象和比喻夸张手法展示了雄伟壮观的画卷。其余的如“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长相思》)、“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也都是飘逸奔放的脍炙人口的名句。李白所创造的富于个性特点的意象中最突出的就是飞翔的大鹏,还有奔腾咆哮的黄河、长江,高出天外的山峰、飞泻直下的瀑布,这些都具有超凡的气概,曲折地表现了李白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可以见出他飘逸不群的风格。
李白的诗具有和谐的韵律、灵活的句式、一咏三叹的节奏。诗歌的语言,有的清新如同口语,如“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一回一叫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宣城见杜鹃花》)“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横江词》)等,这些明白如话,通俗生动,语言的自然美又是他认真学习民歌明白通俗的特点的结果;有的豪放,不拘声律,近于散文,如“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陪侍御叔华登楼歌》)、“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蜀道难》,其长诗在句式上,以七言为基本句,骈体、赋体、散文笔意杂糅期间却又自然完美统一。音韵和谐,抑扬顿挫,琅琅上口。精彩、飘逸,而又显得很自然,用他自己的诗说,就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赠江夏韦太守》)。豪放中有飘逸,飘逸中有豪放,读之令人哀婉低回,荡气回肠,这种“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诗风是李白所独有的。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李白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千余年来,已早有定评。但是,对李白诗歌的研究与探讨,千余年来,却从来没有停过。本文通过一些举例来说说李白的诗风,从中也对李白的诗歌获取了更多的了解。
第二篇:浅析李白的诗风
浅析李白的诗风
汉语言文学专业2022届00516号 张兰姣
【内容提要】唐代是我国诗歌史上最璀璨的一页,而李白又是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他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素有“诗仙”之称。他经历坎坷,思想复杂,既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又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等人的气质。儒家、道家和游侠三种思想,在他身上都有体现。他的诗歌题材相当广泛,无论是山水诗、闺怨诗、或是边塞诗,都写得相当精彩。他以其天才的艺术创造力,多样的诗歌风格开辟了古典诗歌的新境界,将盛唐诗歌推向了无与伦比的高峰。他存世的九百多首诗是我国诗歌史上一笔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曾哺育过杜甫、李贺、苏轼、陆游等一代又一代的伟大诗人,直到今天,仍是人们丰富、发展文艺创作、学习和借鉴的宝贵源泉。本文试图以李白创作的诗歌为切入点,初步探究了其诗作所反映出的不同的诗风。
【关键词】李白 诗风
一、导言
李白(701--762),字太白,盛唐之音的杰出代表,素有“诗仙”之称。他自幼博观奇书,熟谙百家,形成复杂的思想性格。他一方面有儒家的用世思想,希望“济苍生”、“安社稷”,另一方面又浮云富贵,粪土王侯,隐逸求仙。他一生怀着崇高的理想,但始终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只好把抑郁之情寄之于酒,将激情倾注于诗。他是个高产的诗人,他以其天才的艺术创造力,极大地开拓了诗歌的艺术领域,在古代诗坛上独树一帜,形成了他独特的诗风。“以豪放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这就是李白诗风的主导风格。
二、李白的诗风(一)豪迈雄放
豪迈雄放是李白诗歌最显著的风格特征。诗中充沛的激情,奔腾的气势,高昂的格调,突出体现了其诗的艺术个性。
李白出生在一个比较富有且颇具文化素养的家庭。他青少年时代漫游过蜀中雄奇壮伟的名山大川,与隐者高士常有交往,这些,造就了他任侠仗义的性格和追求浪漫、爱好新奇的气质,也形成了他纵情豪放的诗风。
李白的诗往往表现出诗人鲜明的自我、浓厚的主体意识和豪放的风格。如《蜀道难》“噫吁兮!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首《蜀道难》写秦蜀道路上奇丽险峻的山川,寄寓了诗人开阔的胸襟和豪迈的气概。诗人的思想比较复杂,儒、道、侠兼有。儒家济天下的思想成为他终其一生热烈追求治国安民的政治思想基础;道家超脱尘世的思想又影响着他追求绝对自由,藐视权贵甚至求仙访道;游侠思想又使他重诺轻物,轻视传统,以致养成了一种傲兀不屈的豪放的性格,三种思想集于诗中,从而体现了李白诗歌的豪放之美。
在《蜀道难》这首诗中李白以雄奇的笔调、热情奔放的豪情,把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和历史故事、神话传统融为一体来写景抒情,写得气势雄浑、磅礴峥嵘、风光变幻,此其一。其二,以反复咏叹的形式抒发强烈的情感。“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在诗的开头、中间、结尾三次反复出现,构成了全诗的感情格调,标志着感情的爆发,延伸和收束。文句虽然相同,而含义和作用却大有差别。其三,诗用赋体,把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各种句法混合运用,甚至以大量散文句法入诗,参差错落,长短不齐,形成无拘无束的语言风格,从而创作出一种有别于魏晋的新型杂言诗。在用韵方面,大多采用以开口度大的元音韵母押韵来表达豪放的感情,同时,也突破了梁陈时代旧作一韵到底的程式,表达出自由用韵,极尽变化的特点。
李白的《蜀道难》,使历代描写蜀道艰难的诗篇相形见绌,黯然失色。虽然诗歌竭力描绘的是蜀道的艰难险阻,但人们读后并不感到情绪低沉,反而为诗中夸张的描写和雄健奔放的气势所激动,感受到一种豪放雄壮的美。陈毅同志在《冬夜杂咏》中赞道:“吾读太白诗,喜有豪放味。大不满现实,遂有游仙醉”。这确实是中肯之语。
李白的绝句将宏伟的气象、开阔的胸怀与轻快流走、自然明朗的格调熔铸一体,创造出豪放而俊爽的诗歌境界。如《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诗中写天门山雄峙一方的气势和江水的广阔浩渺,以情写景,景中有情,表达了诗人对祖国河山的热情赞美。这首诗正是诗人豪放个性、博大胸襟的形象写照。
诗人傲岸不苟、追求自由的个性,必然同当时的社会发生矛盾冲突。也正如此,他的这种个性和蔑视等级制度的反抗精神在他的作品里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在诗中写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身将客星隐,心与浮云闲。长揖万乘君,还归富春山。”(《古风》第十二)。“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这些诗歌,在政治上都体现出诗人对富贵权势的高度蔑视,也体现出诗人豪迈雄放的诗歌风格。
李白大半生过着流浪生活,游历了全国许多名山大川,写下了大量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优美诗篇。在这一类诗作中,奇险的山川与他那叛逆不羁的性格得到了完美的契合。无论是“咆哮万里”、“奔流到海”的黄河,“白浪如山”、“涛似喷雪”的长江,或是“屏风九叠云锦张”、“巡崖沓障凌苍苍”的庐山,“连峰去天不盈尺”、“百步九折萦岩峦”的蜀道都显得形象雄伟、气势磅礴,诗中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经过了诗人的感情锤炼,凝结着他追求自由、冲破束缚的精神,也体现出了他桀骜不驯的性格和豪迈雄放的诗风。杜甫曾称他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皮日休称他的诗“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这些赞誉,正好说明李白诗歌的豪放风格。
(二)俊爽飘逸
李白是屈原之后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感情热烈、想象丰富、语言清新,不仅能摆脱格律的束缚,而且能灵活自如地表达,处处显示出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特色。由于道家思想的影响,李白的诗风又呈现出俊爽飘逸的一面,诗歌的命意立格出人意表,超凡脱俗,往往不屑于为格律所束缚,而是追求自然流走之势,直抒胸臆,透出一股飘逸之气。如他在《赠孟浩然》中写道的:“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彼此揖清芬。”其诗首颔看似平常,但格调高古,萧散简远,它以一种舒展的唱叹语调表达诗人的敬慕之情,自有一番风神飘逸之致、疏朗古朴之风。
李白的诗往往境界高远,风度飘洒,显出蓬勃的朝气和舒展自如的魅力,读之令人心神一爽。如《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诗仅四句,却写得气势飞动、景象壮阔。诗人渲染了香炉峰的美,为不寻常的瀑布创造出不寻常的背景。瀑布象一条巨大的白练高挂于山川之间。“挂”字极妙,它化动为静,惟妙惟肖地表现出倾泻的瀑布在“遥看”中的形象。谁能将这“巨物”挂起来呢?“壮哉造化功”!这“挂”字也包含着诗人对大自然神奇伟大的赞颂,表现出一派蓬勃的朝气,显示出诗人境界高远、俊爽飘逸的艺术风格。
李白的绝句将宏伟的景象、开阔的胸怀与流走轻快、自然明朗的格调熔铸一炉,创造出俊爽飘逸的意境,表现出其诗歌的独特风格。如《陪侍朗叔游洞庭醉后》:“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山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这首诗前后两种奇想,新颖活泼、富有情趣。读后令人心神爽快。又如《陪族叔刑部侍朗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道》(其二):“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诗人以浪漫主义的笔触描写清幽空灵的夜景,别有一番飘逸情趣。诗人歌唱酒月,篇篇意新,句句动人,或“月下独酌”或“把酒向月”,或“唯愿当歌对酒时”,而此诗则别开生面,独树一格。“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赊”字将诗人与月亮亲密融洽的关系表露无遗,妙趣横生,一字传神,这首诗的造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想象新颖奇特,出人意表,可谓奇之又奇,给人以飘逸的审美感受。杜甫曾对李白的诗风予以高度的评价:“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他对李白的这一评价是十分恰当的。
李白诗歌善于运用丰富的想象、奇幻的神话传说来表现他热烈的思想感情,从而体现其俊爽飘逸的诗歌风格。例如《梁甫吟》诗,诗人刻划自己上天叩关、报国无门的愤懑情绪:“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攸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这首诗大量运用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写得气势磅礴,色彩缤纷,处处涌透出飘逸之气,富有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
李白写了许多幽美恬静的风景诗,写景之中表达出诗人向往光明的美学思想,诗句中含蓄着浓郁的诗情画意,体现出诗人俊爽飘逸的优美诗风。如《在与夏十二登岳阳楼》中写道:“楼观岳阳尽,川迥迥庭开。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云间连下榻,天上接行杯。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写此诗时,李白正遇赦心情轻快,眼前的景物也显得有情有意,与诗人分享着欢乐与喜悦。“山衔好月来”,这一句想象新颖,有独创性,着一“衔”字而境界全出,写得诡谲飘逸、诙谐和风趣。“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凉风习习,吹人衣袖翩翩起舞,仪态何等潇洒自如,情调何等舒展流畅,态度又何等超脱豁达,豪情逸士,溢于言表,何等风流倜傥,难怪韩雪称“倜傥人诗必飘逸”。
(三)清新自然
李白崇尚道家思想,师法自然,又从南北朝民歌中吸取营养,他的诗毫不矫饰,冲口而出,语言明朗自然,构成了他的诗风清新、直率、自然的特点。如《夜泊牛渚怀古》:“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去,枫叶落纷纷。”这首诗诗意明朗单纯,并没有什么深刻复杂的内容,但全诗饱含着令人神往的韵味,确实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典型。写景疏朗有致,不主刻画,接近写意;写情含而不露,不道破说尽;用语自然清新,虚含概括,力避雕琢。本诗“无一句属对,而调则无一字不律”,行文如流水,纯粹任天然。又如反映人民纯朴生活的《宿五松山荀媪家》:“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友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这首诗写荀媪一家诚挚款待客人的情景。荀媪的淳朴真挚,诗人的感激惭愧,都在清新自然的诗句中表达出来。诗人用平铺直叙的手法像在叙述他夜宿山村的过程,谈他的亲切感受。语言清新,不露雕琢痕迹而颇具情韵。
李白的诗歌清新自然的又一体现就是他诗中的许多抒情句子明白如话,晓畅自如。例如“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清溪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江夏赠韦南陵冰》)等都是直率自然的语言。”
李白的诗语出天然,音调清越,感情质朴而又委婉。如“妙绝古今”的《静夜思》:“床前明白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真是信口而成,真所谓“无意于工而无不工”,这首小诗既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更没有精工华美的辞藻,它只是用叙述的语气,写远客的思乡之情,然而它却意味深长,这正是“淡语皆有味,淡语皆有致”。
李白有一些绝句既不苛求音调的平仄,也不讲究上下句的粘附,颇富民歌风味,语气风格同样清新自然。如《横江调》其一:“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猛风吹倒天门山,白浪高于瓦官阁。”诗的开头两句,语言自然流畅,朴实无朴,充满地方色彩。“人道”、“侬道”,纯用口语,生活气息浓烈。一抑一扬,感情真挚,语言对称,富有民间文学的特色。诗人描绘大风大浪的夸张手法,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猛风吹到天门山”,显然是大胆夸张,然而,从摹状出势的险峻与风力的猛烈情景看,可以说写得活龙活现,令人觉得可信而又不觉得虚妄离奇。“白浪高于瓦官阁”,粗看仿佛不似,但从透视规律上看,近大远小,站在高处远望,白浪好象高过了远处的瓦官阁。这样的夸张,合乎情理而不显得生硬造作。诗人以浪漫主义的彩笔,弛聘丰富的想象创造出雄伟壮阔的境界,读起来使人精神振奋,胸襟开阔,然而语言自然晓畅,明白如话,可以说,这首诗是清新自然的语言风格的典型。
在体裁和格律方面,李白诗歌非常自由解放。在各体诗歌中,他的七言古诗和七言绝句写得最好。因此,李白常常用它来表达自己热烈奔放的感情,塑造雄伟壮阔的艺术形象,获得很大的成就。他的绝句,特别是七方绝句,写得新鲜活泼,自然可爱,在艺术上常常具有深入浅出的特点,乍看起来好象毫不费力,脱口而出,但表现感情异常深刻,使人玩味不尽。例如《赠汪伦》、《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这些诗歌,其语言的最大特色是明朗自然,摒弃了雕琢和辞藻的堆砌。“清水出芙蓉,天然云雕饰”(《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可以说是他诗歌语言的生动写照。李白诗歌清新自然的语言风格,正是表现他豪迈不羁的思想感情的良好形式。
三、结束语
在中国文学史上,就一位作家在当时所引起的轰动而言,李白的震慑力无人能及。他像一阵雷霆、一股狂飙,以其壮丽的诗歌征服了同时代的人。他以其卓然独具的艺术风采和强烈的时代精神,达到了审美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李白诗歌的豪迈雄放、俊爽飘逸、清新自然的风格为后世的诗歌创作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从盛唐至今,都是诗坛楷模,影响、熏陶和培养着后世诗坛群星。他的诗歌,永远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骄傲,他的名字,千秋万代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参考文献 [1]《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李晖《李白诗选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王许林《论李白山水诗的内在意蕴》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版。[4]龚自珍《 最录李白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张家骐《中国古代山水诗之冠——简论李白山水诗 》,齐鲁学刊,1992年第5期.[6]张厚余《太白诗传》,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准考证号:011601100503
浅论李白的诗风
张兰姣
二00八年三月
第三篇:李白与杜甫的诗风比较
李白与杜甫的诗风比较
李白与杜甫在诗歌创作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及价值取向。我们可以从下列几点来比较李白和杜甫:
一、思想:
李白的诗,很多表现出求仙出世和及时行乐的思想; 杜甫的诗,很多表现出忧时伤世,悲天悯人的思想。所以李白被称为“诗仙”,杜甫被称为“诗圣”。
二、风格:
李白经常用夸张的手法,生动的比喻,抒发出热烈奔放的感情; 杜甫经常用刚健的手法,深沉的思考,表现对社会实况的深厚同情。李白偏向于浪漫,杜甫偏向于写实。
三、擅长的体裁:
两人都能写各种体裁的诗歌,但李白的七言古诗和绝句写得最好,而杜甫的律诗写得最好。
李白和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但自唐代以来,人们多喜将他们并论,更有学者对他们的进行比较,以致很多诗评家都卷入了对李杜孰优孰劣的争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虽然学界还存在着李杜优劣论,但人们更喜探讨李杜之间的交谊、李杜诗歌思想和艺术之异同。
一、李杜之交谊和相互影响
本世纪较早探讨李杜交谊的学者是闻一多。他在《杜甫》一文中用饱含感情的笔墨,描述了李杜二人的交往和友谊。如他在写到李杜第一次会面时说:“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出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四十年代,陈叔渠在《唐代两大诗人的风义感及其他》中也论及李杜之交谊。他认为,“杜甫对于李白,一片怜才之忱,在他的诗中,时时可见”;“最奇怪的是,李白对于杜甫,却是很为冷淡”,“这可见老杜的怜才爱友,一热烈至诚,出于无情的了。”
五十年代,林庚在《诗人李白》中较为细入地探讨了李杜之间的交谊。他认为,“李白是杜甫生平最倾心的诗人”,而其因素又有政治和诗歌两方面。李白与杜甫相会游从的半年中,李白影响杜甫的成分要多一些。他们真无愧于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对于政治的警惕性,对于现实的敏感,乃是时代真实的镜子。他们的默契也就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发扬。从诗歌艺术上说,也是李白影响杜甫为多:“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前,现存约十首的诗中几乎都是五律,可见杜甫早期的作品原是以五律为主的。”而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后,受到李白七古的影响,后来又“从七古中获得全新的解放,因而又创造了他自己所独有的五古”。
六十年代,人们对李杜交谊更为关注,出现了好几篇论述李杜之交谊的文章,如郭沫若的《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耿元瑞的《有关李杜交游的几个问题》等。郭文指出,“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像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
七十年代,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李杜交往和友谊的看法。他说:”杜甫十分同情李白,毫无问题。“而”李白虽然年长十一岁,他对于杜甫也有同样深厚的感情。“"前人爱以现存诗歌的数量来衡量李杜感情的厚薄,说杜厚于李,而李薄于杜。那真是皮相的见解。”对于相传李白所作的《戏赠杜甫》诗,认为,“既非嘲诮”“戏赠”,也不是后人伪作,“那诗亲切动人,正表明着李白对于杜甫的深厚的关心。”
八十年代以后,仍然有一些学者论及李杜之交往和友谊,如李宽的《杜甫与李白的友谊》、叶嘉莹的《谈李白、杜甫的友谊和天才的寂寞》、王辉斌的《李杜初识时地探索》等。叶嘉莹通过对杜甫《赠李白》一诗的解说,证明李杜相轻之说的决不可信,看出李杜二人于外表的相异之下所蕴含的一份生命与心灵上的相通。王辉斌文则对李杜天宝三载前后的行踪进行考察,认为他们初识的地点不在洛阳而在梁园。
二、对李杜优劣的再讨论
虽然本世纪大部分学者并不热衷于讨论李杜孰优孰劣的问题,但是在一定的时期仍有一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的观点。
本世纪上半叶 这一时期,大多学者对历史上的李杜优劣论不以为然。如胡小石在《李杜诗之比较》中就没有对李杜强分高下,而是从李杜二人的创作实际出发对其诗歌艺术之异同一一比较。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认为,历史上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者中能真了解李、杜者不多,“李杜二派的辩论,因为偏倚的嗜好而盲赞瞎谤,都没有说着最重要处”。所以从七个方面分析了李杜的相异之处。
而另外一些学者虽然没有明确地持李杜优劣论,但隐隐约约显露出一点抑李扬杜的调子。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就说,“李白虽然'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然而我们凡夫俗子钟不免自惭形秽,终觉他歌唱的不是我们的歌唱,他在云雾里嘲笑那瘦诗人杜甫,然而我们终觉得杜甫能了解我们,我们也能了解杜甫。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终于是'天上谪仙人'而已。”再如李广田在《杜甫的创作态度》中借用宋人罗大经的话表明了自己抑李扬杜的观点,还认为:“以诗之纯风格言,李或有胜杜处;以诗之思想内容言,杜实胜李百倍;因任何作品,都不能只凭其风格而伟大。何况所谓风格优越云云,实在也还是一般的偏见,因为归根结蒂,风格仍为思想所决定,一个人如果根本不能接受李白的思想,也就无从欣赏他的风格了。”当然,这种扬杜抑李论是有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背景的,同时也和论者所持的文学理论观念分不开。同样,傅庚生在《评李杜诗》中也从思想和情思的重要性方面肯定了杜甫,贬低了李白:“若藉着如此的一种客观标准去衡量李、杜二人的诗歌,我们会发现杜甫有八九分的光景了,李白要逊似二三分。”
本世纪下半叶 五六十年代,由于受新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学界在研究古典诗歌时,也就更多地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用和诗歌作品的现实性或人民性。用这种观点来衡量李杜,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扬杜抑李论了。然而,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并未扬此抑彼,而是能够持平,见出李杜二人各自的成就。如苏仲翔的《李杜诗选》就各选李杜诗歌二百余首(共五百余首),合为一编,以见其诗歌实质、风格之异同。指出,李白和杜甫,是照耀着唐代乃至整个古典诗坛的两面万古常新的旗帜。他们二人的作品无疑“同样都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人民性”,“李白和杜甫,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来说,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的出版,又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文革时期自上而下的扬李抑杜的倾向。据王学泰《二十世纪文化变迁中的杜甫研究》介绍,解放后毛泽东不只一次地说过,他更爱读李白的诗,而且认为李白是千古诗人之冠;江青在审查影片《杜甫》是也曾强调说“主席更喜欢李白的诗”,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再赞扬其他诗人了,尤其是不能赞扬曾与李白并称的杜甫。所以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几乎处处“扬李抑杜”,完全改变了他在六十年代初所持的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看法。
八十年代以后,几乎没有人再在李杜比较时持扬此抑彼的观点了,人们大多对李杜诗歌创作之异同条分缕析。
三、李杜思想、诗歌艺术之比较
八十年代以前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对李杜的思想和诗歌艺术进行了比较。如胡小石的《李杜诗之比较》就对李杜诗歌艺术和成就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比较。再如,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就思想、性格、艺术、境遇、行为、嗜好、身体等方面对李杜进行了比较。
五十年代,苏仲翔在《李杜诗选·导言》中首先探讨了李杜思想方面的异同。他认为,在对于祖国的爱慕、对于人民的热爱、对于侵略战争的憎恨等三方面,李杜是共同的;至于二人不尽相同而且在诗中比较突出的,则为李多人民自豪感与反抗精神,杜富人道主义与悲天悯人之怀。接着从在诗歌史的地位上说,李杜“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李白是第一个吸取民族优良传统和外来形式,奄有陶谢庾鲍沈宋各家之长,把中国诗歌推向全面发展的'先驱';杜甫则是随着时代进展又把诗歌创作提到现实主义空前未有的高度,因而赢得'诗史'、'诗圣'称号的集大成者。”
八十年代以后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对李杜各方面进行比较的成果就越来越多了。在这些成果中,首先值得一提的罗宗强的《李杜论略》。该书从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学思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对李杜二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比较,而且精见迭出。
在罗宗强著作同时或之后,学界还出现了一些李杜比较的专题论文,如金启华的《李杜诗论的比较》、袁行霈的《论李杜诗歌的风格和意象》、裴斐的《唐代转折时期的李、杜及其诗歌》、萧瑞锋的《李杜异同论》、苏为群的《李杜山水诗的特色及其异同》、吴光兴的《李杜独尊与八世纪诗歌的价值重估》等。
其中金启华文认为李杜诗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张吸收风雅骚赋,建安以前各家之作,取精用宏,成就他们的伟大;不同之点主要在于对声律的看法,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成就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色。袁行霈文认为,在建立自己独特的意象群方面,李白和杜甫都是能手。飘逸与沉郁这两种不同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的意象群上。李白所创造的富于个性特点的意象中最突出的就是飞翔的大鹏,还有奔腾咆哮的黄河、长江,高出天外的山峰、飞泻直下的瀑布,这些“都具有超凡的气概,曲折地表现了李白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可以见出他飘逸不群的风格”;而杜甫伤时忧国的情怀借着客观物象表现出来,形成带有浓厚忧郁色彩的意象,如瘦马、病桔等,“在这些被损害与被遗弃的生物身上,杜甫表现了多种深沉而忧郁的情思。”指出,李杜风格的不同还体现在意象的组合上。李白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疏朗,好象疏体的写意画,三两传神之笔可能胜过满纸的勾画;杜甫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紧密,往往把几个意象压缩在依据诗中,显得凝重、老成、深沉。李杜意象疏密的不同还表现在诗的章法上:李白的诗章法疏宕,跳跃性强,诗的节律也比较急迫,有一股不断向前冲击的力量;杜诗意象之间的脉络相当分明,章法十分严密,节律回旋舒缓,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渗透力。裴斐文则认为,李杜都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其个性差异表现在各自选择的从政道路不同:杜甫是标准的正统派,立志作贤臣,采取的入仕方式亦与一般士子无异;李白则梦想当策士,献奇策立奇功,一举而致卿相。但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均以悲剧告终。吴光兴认为,李杜生前不受重视,李杜齐名当以其文集行世为限,约在八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或八十年代,“李杜独尊”的构想最初很可能出于“新古文派”。还认为,八、九世纪之交至北宋王安石之前,李杜被视为一种共同的审美理想――壮大奇丽;从王安石开始,李杜不同,李为豪放,杜为沉郁。
李杜创作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裴斐先生在《李白十论》一书中说:“李杜创作的最根本区别,简单讲来,乃在于对待主客观的不同态度,用王国维的话说,李白属于„主观诗人,杜甫属于„客观诗人‟,杜甫擅长客观描写,代表作是叙事诗,他的抒情诗也带有客观色彩;李白擅长自我抒情,绝大部分是抒情诗,他的叙事诗也带有抒情色彩。杜甫诗的社会内容是通过一幅真实的生动的社会生活图画直接呈现的。因而容易被人认识,李白诗歌形象主要是诗人自己,而不是客观的社会生活,因而他的社会内容不容易被人认识。”我很赞同这些观点,不过需要进一步阐发。
什么是“主观诗人”呢?李杜诗歌创作对待主客观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我先引几段古代诗论家的评论。
《唐末诗醇》称赞李白的七古诗:“往往风雨争飞,鱼龙百变;又如大江无风,破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诚可谓怪伟奇绝者矣!”
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李白:“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欤!” 皮日休《刘枣强碑文》说:“言出于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有李太白。”
吴乔《围炉诗话》:“太白胸怀,有高出六合之气,诗则寄兴为主,非促然诗人之作也。”
元稹《与元九书》:“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首。” 赵翼《瓯北诗话》评李白:“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又说“才气豪迈,全力神运,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饰者争长。”我国古代诗歌注重直觉体味,以上这些论述都是从整体上把握李诗特征的。仔细品味,我觉得他们仍然是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上说的。从主观方面,强调李诗的“神”、“气”、“奇”等主体性特征;从客观方面强调杜诗的“风雅比兴”(社会内容)。从主客观关系方面,强调李诗的主观统摄客观的气势和力量,以至达到主客统一,构成物我不分的高超境界。
一、主观诗人和客观诗人——李杜创作的基本差异
作为“主观诗人”,李白诗歌创作的首要特征就是的他的主体性原则。
很多研究者喜欢用“感情强烈奔放”、“主观色彩浓厚说明李诗的主观性特征。我以为仅仅这样说还是不够的。杜甫也有很多感情强烈、抒情主人公形象鲜明的诗篇。萧涤非先生说:“他固然有大悲、大怒的时候,但也不是没有大喜的时候。为了更好更充分地表达出这些感情,在这种时候,他通常就使用七古这一诗体。比如《哀江头》、《哀王孙》、《悲陈陶》、《悲青板 》、《同谷县作歌七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有的写亡国之痛,有的写身世之苦,都是„长歌可以当哭的‟”(《杜甫研究》修订本,第12 页)。李白创作的主体性原则表现在:他始终以“自我”为中心,强调和提升主体的作用,以至达到对客体(描写对象)的驾驭、征服的程度。我们举他的《蜀道难》来说明。理解这首诗应该紧紧抓住诗人形象这个主体,仅仅把本诗理解为描写奇丽的山川景象,或者在诗歌的寓意上过多猜测都会影响对本诗精神的把握。我们看到,诗人反复咏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用意正在于处处暗示诗人形象的存在。这首诗出现的一系列动词,如“嗟”、“扪”、“抚”、“坐”、“问”、“见”、“听”等都表明诗人置身其中(尽管是在想象中)。诗人面对险峰绝壁,时而惊叹,时而赞赏,毫无惧怕心理。他是用整个身心去拥抱这自然景观的,越是赞叹高山大川奇绝,越是显示诗人形象的高大,显示诗人的气魄和意志。诗人把奇山深山、飞流急湍、古往今来、神话传说全部统摄起来任意驱遣。自然景物已不再是描绘刻划的对象,而是诗人意志和情感的化身和再现,客体(描写对象)已被主体(诗人)消融于自身。正是在这样的主体征服客体的过程中,诗人的精神得到升华,读者的情绪也激昂起来,获得极高的美感享受。
李白诗歌的整个特征决定了诗人抒情和描写的一些重要特点。他不是将描绘对象当作一个整体看待,而是把它打碎,加以咀嚼,再用感情的线索把它串通起来;他抒情的方式是尽情倾泻、恣意挥洒,不受诗歌结构形式的牢笼。有的研究者认为李白诗歌表现出“跳跃式”的结构式的特点,这仍是一种表面的看法。我们再看《梁甫吟》,诗写李白受挫后的愤懑和对理想的期待。如果说《蜀道难》还有一个奇险山川作为抒情表象的凭借物,那么,这篇《梁甫吟》已经没有完整的客观的事物作为依附体了。它通篇用典,古往今来,上天入地,尽情驰骋,任思想感情的发展,时而奇幻惝恍、深不可测;时而风和日丽,春意盎然;时而险象环生、浊浪翻滚。这一切都在诗人这个主体的包举之内。沈德潜说:“后半拉杂使事,而不见其迹。”沈德潜是从诗的结构形式上说的,其实这个“迹”还是有的,这就是诗人思想感情发展的“痕迹”。
李白诗歌的这个特征是和杜甫大异其趣的。探索一下杜诗处理主客观关系,我们发现,诗人在描写方式上是把对象当作一个整体作深入细致的刻划;在抒情方式上是把个人情感渗透于描写对象之中,即所谓“寓主观于客观”。赵翼在《殴北诗话》中说他:“思力沉厚,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少陵必说到十分,甚至十二分。”试以《丽人行》说明。诗作于天宝十二载春,讽刺杨家兄妹骄纵荒淫的生活,借以反映君王的昏聩和朝廷的腐败。这首诗刻划细致入微、态度严肃认真、叙事有条不紊,甚至对丽人的体态意态和服饰肴馔等细节的描摹都历历可见,明显体现出客观性的特点。诗人正是在这样的一本正经的描述中达到讽刺的目的。正如浦起龙所说:“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我们再看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诗和李白的《蜀道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出现了诗人的形象。但杜甫的这首诗,尽管感情很强烈,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也很鲜明,但在描写上依然层次分明。他从风吹茅屋写起,接着写茅屋“洒江郊 ”、“挂林梢”、“沉塘坳”;从群童的盗草到诗人无可奈何的情状;从夜色的降临到自己一家人雨夜之中的窘状,由此推而广之,最后发出“大庇寒士”的感慨。诗的脉络十分清楚,描述对象也是完整的呈现的,诗人的抒情是通过真实生活画面的描绘体现的,这和李白那种大气包举、咳吐自然、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性特征判然有别。
二、征服现实和关注现实——李杜创作精神的差异
程千帆先生说:“他(指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这种以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现实的态度,乃是后代人民反抗黑暗势力与庸俗风气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也许就是李白的独特性,和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和反映祖国、人民的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相成的。”(《唐诗鉴赏辞典序言》)程先生指出了李杜创作精神的主要差异。杜甫直面人生,忧国忧民;李
白也不满现实,他虽然已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它。那么,李白是如何征服现实的呢?直接反抗现实社会制度对诗人来说是实际的,他只能采取在精神上征服现实的态度,通过梦境、幻境、倘佯山水甚至醉酒生活,超尘脱俗,追求精神的自由解放,这是李白诗歌特多这方面题材的重要原因。他自称:“常时论酒逐风景,壮心遂与功名疏。”(《赠
南平太守之遇》)他一生热爱山水,常常达到梦寐以求的境地:“余尝学道穷冥荃,梦中往往游仙山。”(《下途归石门旧居》)“忆昨鸣皋梦里还,手弄素月清潭间。觉时枕席非碧山,侧身西望阻秦关。”(《鸣皋歌送岑微军》)最有代表性的还是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这首诗对梦境和仙境的描摹都很细致(李白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反而不那么细致)。诗先写天姥山的气势,以为各种瑰丽奇险境界的出现作铺垫,在梦境和仙境中,诗人是自由的和快适的,你看他飘然飞渡镜湖,在湖月的映照中来到剡溪,穿上自己仰慕的诗人谢眺的木屐,在渌水荡漾声和猿啼声中登上青云梯(在李白诗中,猿啼往往和诗人的喜悦心情联系在一起:“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可证)。诗人爬到山的半壁时,眼前出现的一轮海日,耳中听到的是天鸡的鸣叫,来到山上,置身幽深的山路,面前是一片烂漫的山花,诗人应接不暇,倚石暂作休憩。忽然,各种神灵异物纷纷出现,打破了仙境的宁静,整个仙界热闹起来,虎、熊、龙都起来了,迎接它们的是个“訇然中开”的洞天福地,“云之君”披彩虹为衣,驱长风为马,虎为之鼓瑟,鸾为之驾车,群仙列队前来,在日月和金台、银台的映照中,光彩夺目,异彩纷呈。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诗人猛然醒来,幻境全然消失,只感到冰凉的枕席的存在,他不禁长叹一声:“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如流水。”梦境仙境不可得,只有“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去到那山水中寻找适
意的生活了。然而在山水中就能摆脱现实的“牢笼”吗?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诗人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遂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愤慨的长叹。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首诗的主观意图在于宣扬“古来万事东流水”这样
颇有消极意味的思想。其实李白的本意应该是,能够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才是人生的最大乐趣,古往今来的一切其它事物(包括功名利禄)又算得了什么?不过象那东逝的流水毫不足惜。诗人越是把梦境仙境描绘得十分惬意,越是显示出现实生活的不惬意。当这种仙境和梦境迅速向下回落时,那巨大的落差产生的强大的精神能量,强烈地感染着和刺激着读者的思想情绪,使读者在理想和现实的反差中,认真思索其中蕴涵的深刻的社会问题,这正是李白诗歌的力量源泉所在,也是李白的独特之处。这和杜甫诗歌直接呈现社会现实,深入揭示社会问题的方式是殊途同归的。
杜甫的创作,目光始终注视着社会现实。他关心国事、同情人民,无论是叙事纪行的,还是抒发情怀的,大都伤时忧国,缘事而发,有着丰富的社会的政治的内容、浓郁的时代气息。通过一部杜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唐朝由胜转衰的历史轨迹、种种表现和历史原因,诚如浦起龙所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玄宗、肃宗、代宗)之事寄焉者也。”(《读杜心解》)杜诗有史诗的美称,决不是偶然的。
杜甫这种关注现实的精神是通过对社会现实现象作典型概括和深入细致的刻划来完成的,和李白那种超脱现实又反过来征服现实的态度是相反相成的。徐而庵说:“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说唐诗》)说得就是这种差异。我们试读他的《兵车行》,这首诗写边战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诗一开始就勾勒出车马喧嚣、行人急走匆匆、亲人哭喊送别的 悲惨场面,接着通过对话揭示出征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家破人亡的深哀剧痛。诗人的感情是强烈的,对于人民生活的关注是深切的,然而个人抒情却不是放纵的,而是通过场面的描摹流露出来。诗人悲惨哀悯的感情高度浓缩在他所塑造的典型形象之中并且始终没有离开这一形象,诗人的情感在形象包蕴中不断回荡撞击,我以为这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重要原因。
李白创作则表现出主体性特征,诗人驰骋造化,大气包举、壮浪纵恣、感情喷薄而出,表现出豪放不羁的气势,在这种主体性征服客体的过程中,诗人也曾达到主客统一、物我不分的自由状态,这时诗人的精神解放了,表现出一种“逍遥人外,蝉脱尘埃”的高超境界,这是否可以说是形成李白诗歌豪放飘逸风格的基本原因呢?
三、实现人生自由和实现理想政治——李杜创作追求理想的差异
李白与杜甫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都表现出对理想政治的执着追求。李白一生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也不止一次地说过:“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相丈二十二韵》)“致君尧舜付
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可叹》)但是我们看到,在理想政治的实现途径上和理想层次的追求上,李白和杜甫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李白自视很高,他常以大鹏自喻,“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他不屑走一般士子所走的科举做官的道路,而是要一跃而为宰相,实现政治理想后又功成不居,“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这种思想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入世”和“出世”这一对矛盾在李白身上的反映。其实,李白在追求政治理想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人生追求--这就是对自由理想的追求。“入世”也好,“出世”也好,都被李白当作实现自我和实现自由的方式,“入世”肯定自我价值,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出世”摆脱对“自我”的束缚,达到自由适意的人生理想,“入世”和“出世”都统一在对自由追求的大目标下,实现自我和追求自由在他身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李白的独特之处。
李白的这个独特性还不屑在他对某些历史人物的推崇上。在李白诗歌中经常出现鲁仲连、谢安、诸葛亮等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这些人物不但表现出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表现出对自己才能的高度自负,不屈于人而要人屈于己的风采,表现出贪恋功名利禄的高尚品质,这是李白所特别心向往之的。
李白与杜甫对从政失败的态度也是颇有差异的。杜甫入仕的道路非常艰难,他三次科举考试都失败了,转而把目光投向皇帝,因进献《三大礼赋》得到皇帝赏识,才获得一个小官,却始终没有得到展示政治才能的机会。杜甫从政失败后,更加执着追求理想政治,更加关注社会现实,目光更加深邃锐利,感情更加沉郁悲怆,写下了大量反映现实和关心人民疾苦的诗篇,艰难反而玉成了他,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李白从政失败后,转而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获得精神的解放。在这种精神生活的游历过程中,诗人不断升华感情、净化心灵,强化自然和仙境的美好,以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对照,求得精神对现实的征服。他的诗篇反映的社会内容虽然没有杜诗多而深刻,但李白诗歌给予人的精神影响却是超越时代,深广久远的。有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李白诗歌的这特点,却用拔高李诗社会内容的方式,以争得李白和杜甫的平起平坐。这种研究方式本身就没有超出扬杜抑李的藩篱。“扬杜抑李”论者正是从这方面来立论的。《屠纬真文集》说:“
或谓杜万景皆实,李万景皆虚,乃右实而左虚,遂谓李杜优劣在虚实间。” 赵次公《杜甫草堂记》竟至说:“白之诗在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亦何补于教化哉!”倒是王琦很有眼光:“一以国为忧,一以自适为乐,又事理之各殊者;奈何效比而同之,而以为优劣耶。”(《李太白文集跋》)
那么,李白追求自由理想的思想基础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李白是受到庄子思想深刻影响的诗人。龚自珍说:“庄骚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屈原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积极用世;庄子主张自然无为,追求超脱现实的自由心境,这两者本是一对矛盾,李白却很好地统一于一身。庄子强调以道观物:“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贱。”庄子据此主张,在与“道”合一的境界中,大小夭寿,无所轩轾。他认为要通过“坐忘”才能达到这样的自由境界。这种自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也就是他所谓“恶乎待哉”的逍遥。李白的自由思想可谓和庄子思想一脉相承。试读他的《日出入行》: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
历天又复入西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之气,安得与之久徘徊?
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
羲和!羲和!汝奚汩没于荒淫之波?
鲁阳何德,驻景挥戈?
逆道违天,矫枉实多。
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首诗表达了李白的唯物主义思想,表现了李白尊重客观规律的观点。我觉得,本诗表现出李白对宇宙之无限与人生之有限的哲学思考。现代西方哲学家大都主张自由是对于具有必然性的现实世界的一种态度、心境和境界,也就是对人生现实要有一种宽广旷达的自由胸襟也÷和胸怀,海德格尔甚至认为,这种胸怀要在对死的领悟中才能达到。可以说李白是达到这种境界的诗人:“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在这种状态中,个人和宇宙、人与天合二为一,自身成为宇宙的化身,人不在受任何外在的东西限制,在这种体验中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外在的东西了。
第四篇:材料分析举例
举例1 材料一: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发展事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废除农业税,使延续几千年的“皇粮国税”成为历史。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吃穿住行用”水平显著提高。从1949年到2022年,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已分别从6.7平方米和8平方米增加到30.0平方米和32.4平方米。2022年城乡居民你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4.8万亿元,比新中国成立初期1952年增加32.5万倍。
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起点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造成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还有不适应之处,与人们的期望功能和需求还有一定差距。(P284)摘编《人民日报》,《理论热点面对面.2022》
材料二
2022年10月党的十七大对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整体规划。2022年四月,新医改《意见》和《实施方案》正式推出。新医改明确建立了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任务和工作。
国务院决定从2022年开始在10%的县(市、区)实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2022年前将覆盖全国农民。60岁后享有“普惠式养老金”,对广大农民来说,是一条振奋人心的利好消息。农民在“种地不交税、上学不付费、看病不太贵”之后,又向“养老不犯愁”的新梦想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摘编自人民网 中国网)
① 为什么在紧急发展的同时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②如何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答案要点:
(1)新中国成立60周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在社会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各项事业稳步推进。但也要看到,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在加快经济建设的同时,继续坚持不懈的实施社会建设;特别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建设,是我们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工作重点,要常抓不懈。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建设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其重要意义在于:改善民生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本质体现;如何把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解决好,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检验。改善民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要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是要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改善民生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客观需要。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高度关注民生,注重改善民生,使劳动人民创造的一切财富为全民共同享有。改善民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是解决利益平衡和利益兼顾问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改善民生问题,特别是解决困难群众的民生问题,是推进社会公平正义,进而实现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最后,改善民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我国的民生问题面临诸多新课题、新矛盾,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尽快加以解决,否则不仅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还将危及社会的稳定,影响社会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把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2)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建设其基本要求是:积极解决好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问题: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加快建立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举例2 1949年10月1日.下午15时整,北京,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广场沸腾了!震天的欢呼直冲云霄,帽子、围巾甚至报纸在空中飞舞······
身着深色旗袍的宋庆龄站在城楼上,看着眼前涌动的人潮,看着广场上矗立的孙中山画像,不禁热泪盈眶。8天后,她这样向世人讲述在天安门城楼的那一刻--“连年的伟大奋斗和艰苦的事迹,又在我眼前出现。但是另一个念头抓住我的心,我知道,这一次不会再回头了,不会再倒退了,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
摘编自2022年9月6日《人民日报》
材料2 2022年10月1日上午10时整,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20晚军民以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欢庆伟大祖国的这一盛大节日。
天安门城楼红墙正中悬挂着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的巨幅彩色画像。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竖立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画像,纪念碑两侧超宽电子屏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格外醒目。广场东西两侧,56根绘有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图案的民族团结柱,象征着56个民族共同擎起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基业。
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60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近代以来100多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夺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从此进入了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
摘编自2022年10月2日《人民日报》
(1)如何理解宋庆龄所说的“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
(2)为什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从此进入了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 答案要点:
(1)为什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从此进入了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1)近代中国最近本的国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这一性质也决定了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那条道路能引导中国人民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它就能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在实现第一项历史任务的过程中,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关于道路的选择是不同的,以孙中山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推翻了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取得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步胜利,并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但由于资产阶级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使得民族资产阶级追求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最终破灭。革命的领导权最终落到无产阶级手中,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的将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实现了推翻三座大山,完成历史所赋予的第一项任务,并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宋庆龄先生的感慨正式基于对中华民族长期以来所遭受的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人民处于苦难的深渊,而无数爱国志士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前仆后继,并最终取得胜利。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意义在于:第一,结束了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中华民族一洗百年来蒙受的耻辱,开始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的民族强林。第二,结束了本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长期以来受尽压迫和欺凌的广大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第一次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第三,结束了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匪夷不断的历史,国家基本统一,民族团结,社会政治局面趋向稳定,各族人民开始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第四,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开始树立起健康文明的社会新风尚,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第五,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新民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从而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历史任务,同时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可以说,我们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这一努力地结果。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举例3 从2022年11月23日起,一则时长30秒“以中国制造 世界合作”为主题的广告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正式播出。该广告由中国商务部会同4家中国行业协会共同委托制作,被认为是中国政府的首个品牌宣传活动,接下来还计划在包括北美、欧洲等中国的主要贸易对象地区播出。
广告围绕“中国制造 世界合作”这一主题,强调中国企业为生产高质量的产品,正不断与海外各国公司加强合作。广告中展示了一系列带有“中国制造”标签的产品,例如,一个类似ipod的mp3播放器上用英文标注“在中国制造,但我们使用来自硅谷的软件”,一双运动鞋和一套衣服上标注有“在中国制造,但我们的设计来自于法国”,一台冰箱上写着“中国制造,但我们的采用欧洲风格”。
广告在创意上独树一帜,从引导世界受众重新认识畅销全球的中国产品入手,能够启发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对“中国制造”和全球贸易的重新思考,从而逐渐抛弃对“中国制造”的偏见。
材料二
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热播的一则“携手中国制造”为主题的广告引发的关注和反响正在发酵。有分析人士认为,在当前金融危机阴霾尚未散去,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背景下,主动出击展示国家形象,是一次很好的尝试,有利于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有评论认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崛起,如何建立国际形象成为当务之急,政府近期启动了国际公关战略,继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率先向世界发声之后,国家形象广告或许会成为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对外形象的新渠道。还有人认为,中国早前一些产品安全事件令世界关注,现在希望能通过在全球投放广告推广“中国制造”以提升在国际上的形象,广告中出现的法国设计、硅谷技术等字样,说明中国目前还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它继续把中国定义为世界工厂,因此,令消费者认为中国还只是产品的制造商,现在是从“中国制造”的地位上升为“中国创造”的时候了。
问题:
(1)、“中国制造,世界合作”的广告说明了什么?
(2)、为什么说现在是从“中国制造”的地位上升为“中国创造”的时候了?
答案要点:
(1)①世界格局的演变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经济全球化,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当今世界处在一个不断开放和发展的进程中,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既是对中国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也决定了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必要性。②实行对外开放,有利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吸取人类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同时,实行对外开放要处理好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对外开放相辅相成。(P170页)“中国制造”、“世界合作”的广告是中国政府的首个宣传活动,体现了我国政府的一种战略关切,即积极主动融入开放的世界,也竭力在海外宣传中国品牌,提升外国人对中国制造产品的认知度,使他们不再仅仅将中国看成一个成本低廉的市场。在面临新的世界形势之际,中国的这一宣传举措,对建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体现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要求。但我们同时也要意识到,一次广告宣传可能会换来品牌的关注度,但品牌忠诚度的培养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2)经济全球化或者说是世界市场的建立,意味着竞争程度的加剧,我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就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当今开放的世界为我们提高自主创新,加强自身的综合国力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同时,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经济成就为我们加强自主创新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最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为我们自主创新建设提供了现实需要。由“中国制造”提升到“中国创造”,正是体现了这一重大战略的决策导向,其必要性在于:
第一,“中国创造”更有利于增强中国技术,扩大自主知识产权的拥有,企业只有具有比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中国创造”有利于提升中国品牌。品牌是竞争力,是附加值。提倡中国创造,鼓励、支持、引导中国品牌,中国品牌才可能由少到多,由弱到强,中国的民族工业才可能通过品牌的增强而壮大。
第三,“中国创造”最终有利于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和维护国家利益;使中国在世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五篇:李白诗歌创作的几个特点
李白诗歌创作的几个特点
李白的诗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辞采高华,有关它的思想性和艺术特点,介绍的著作颇多,从教材中也了解不少。本书仅就以下几个方面介绍李白诗歌创作的特点,以助于更好地从本质上把握李诗。
(一)继承和发挥比兴言志的诗歌优良传统一说到李白的诗,人们几乎都知道李白善于用丰富的想象,神奇的幻境,以景寓情,借物寓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前人评论李白的诗,也有“凡所著述,言多讽兴”(李阳冰《草堂集序》),“连类引义,尤多讽兴”(胡震享《李诗通》)的说法。这其实说的就是李白诗歌比兴言志的一大特色。
比兴言志,源于《诗经》、《离骚》,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比,就是以彼物比此物;兴,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比兴言志,就是用比兴的手法,创造出各种生动的形象,来表达思想感情的表现方法。比兴言志不仅是诗歌创作的形象思维问题,更重要的是强调了诗歌寓褒贬,别善恶的美刺作用,使诗歌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初唐时期,齐梁“彩丽竞繁,兴寄都绝”的浮靡文风尚存,陈子昂倡导风雅,扫荡齐梁颓波。李白更以恢复古道为己任,从而开一代诗风。了解了李白诗歌比兴言志的特点,就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准确地把握李诗的思想内容。李白笔下常常出现高山大川、风花雪月、香草美人、神仙幻境,这些看起来远离社会现实的事物,正是丰富的比兴手段,寄托着诗人复杂而强烈的思想感情和追求。他在《大鹏赋》、《临路歌》中以大鹏的形象或表现凌云壮志,或表达理想摧折的不幸。他的《蜀道难》并不是山水诗,而是写报国无路,世路坎坷。《梦游天姥吟留别》并不是游仙诗,而是写理想破灭的苦痛,远离朝庭的决绝。他的《长相思》并不是一首凄艳动人的爱情诗,而是对君臣遇合的期待,实现政治理想的苦恋。由此我们可以弄清楚李白《碧荷生幽泉》(《古风》其二十六)、《燕赵有秀色》(《古风》其二十七)等一大批作品中相思倾慕的真正含意。同样他的咏物诗《南轩松》、《松柏本孤直》(《古风》其十二)、《天马歌》不是写物而是写人,《妾薄命》、《怨歌行》等闺怨诗大多是李白的幽怨,《越中览古》、《登金陵凤凰台》等作品吊古实为伤今。李白的这些作品往往是在婉丽的比兴中蕴藏着深刻丰富的内容和复杂的思想感情,这一部分诗歌几乎包括了李白的所有重要作品,把握李诗比兴言志的特点,也就基本把握了李白。
(二)创造性地学习乐府民歌
李白的诗歌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他对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分不开。特别是创造性地学习乐府民歌,开拓了自己诗歌发展的道路,形成了自己诗歌独有的风格。在李白全部九百多首诗歌作品中,乐府诗就占了一百四十多首,他几乎运用过所有的乐府古题。李白从在故乡接触巴蜀民歌,习作《巴女词》起,就开始了学习民歌自拟新作的创作过程。他每到一地,就学习当地民歌,到荆州就写《荆州歌》,到江夏就写《江夏行》,到越中就写《越女词》,到襄阳就写了《襄阳歌》、《大堤曲》。不仅如此,他还向古代民歌学习,从汉魏六朝乐府中吸取养料,从简单模仿到创造性地运用乐府民歌。
李白继承了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学习乐府民歌而创新作时往往借古题写时事。如《豫章行》,传统内容为伤别离,叹寿短等,李白《豫章行》却展示了安史之乱带给社会的**,人民的苦痛,具有强烈的悲剧性和现实性。南朝乐府《丁都护歌》,虽“其声哀切”,不过是诉相思之苦。李白的《丁都护歌》描写劳动者惊心动魄的苦痛,而为之掩泪发千古之悲,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闪烁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光辉。即使是沿用传统题材,李白的创作也开拓了古辞的境界,升华了古辞的思想内容,如《乌栖曲》,古辞写男女昼夜欢娱,李白用以写吴宫中淫乐不休的生活,含蓄地揭示了穷奢极欲必然败亡的寓意。《远别离》等题目的传统题材是游子思妇,李白的《远别离》则寓含“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的讽意,成为一首政治诗。李白创造性地继承乐府民歌还表现在对古辞的思想内容和体例都有重大改变上。如南朝乐府《子夜歌》和《子夜四时歌》,前者多写女子对情人的思念,后者为四时行乐之词。李白的《子夜吴歌》把此诗分为春、夏、秋、冬四时,主要写妇女对征夫的思念,表达人民渴望和平与幸福的心声,达到了同类题材的最高境界。又如《长干行》为南朝乐府民歌旧题,原为四句,李白则制成长篇歌行,阐述了一个真挚动人的完整爱情故事。再如《长相思》,古辞写游子思妇之情,多以三、五、七言交替。李白的《长相思》在三、五、七言间杂中又插入散文对句“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最后以两句三言“长相思,摧心肝”作结,犹如长叹,句式的变化与感情的起伏具有一致的节奏,并以之反映渴望君臣遇合,理想实现的主题。
但李白创造性地学习乐府民歌的最大成就还是在歌行体创作方面。歌行或名歌,或名行,或名歌行。是从古歌谣、古乐府发展起来的一种诗歌形式,胡应麟说:“古诗窘于格调,近体束于声律,惟歌行大小短长,错综复杂,素无定体,故极能发人才思”(《诗薮》)。可见歌行就是古代诗歌中的自由体。唐代逐渐盛行,但并未形成气候。李白首先赋予歌行刚健和自由;以比兴言志的传统,使之具有深广的思想内容;以汪洋恣肆、纵横捭阖的笔法,使之具有宏大的气魄和澎湃的波澜;他以丰富的想象、极度的夸张、瑰丽的辞采,使之有了空前丰富的艺术形象;学习六朝乐府和当代民歌,赋予它“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的动人的音韵和鲜活的语言;再以李白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情感因素来驱动,它就成了极好表现李白狂放个性和无双诗才的最好形式。李白以此形式创作了一系列惊风雨、泣鬼神的诗篇,《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他继往开来的辛勤艺术创造,终于奠定了他在中国诗坛的地位。
(三)多样统一的李诗风格
谈到李白诗歌的风格,一般的说法都是豪放飘逸。但这种说法很难概括李白全部诗歌的风格。就我们所知而言,李白诗中固然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其一)、“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这样豪迈奔逸的诗歌;也有“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这样幽愤难抑的名篇;有《山中问答》、《独坐敬亭山》这种超尘脱俗、闲适自得;有《峨眉山月歌》、《巴女词》这种流转自然、朴素清新;有“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的澹荡潇洒;还有“掩泪悲千古”(《丁都护歌》)的沉郁悲苦……所以无论是说豪放飘逸或清新俊逸,都觉尚有不足之处。豪放飘逸作为李白诗歌的主导风格应该肯定,但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到李白不同诗歌表现出的不同风格。
其实,古人早已注意到此,唐人任华说李白诗“清人心神,惊人魂魄”(《杂言寄李白》)。宋人朱熹说:“李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朱子语类》)。他们的评价揭示了李白诗中的两大审美范畴:壮美和柔美。凡所抒写怀抱、抒发幽愤、抨击时政、张扬个性的大都属于前者,如大家所熟知的《蜀道难》、《将进酒》等作品。但须注意的是,李白这类作品往往是豪中见悲,在豪逸的言辞下是深沉的悲慨。如(《宣州谢月兆楼饯别校书叔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类作品常多是歌行体,因而篇幅较大,常采用极度的夸张、丰富想象,充满了强烈的情感因素。李白的重要作品大多在这一类中。李白诗歌中凡是描写人性美、自然美,如羁旅客愁、人生哲理、相思相恋、水光山色的诗歌多属优美范畴。由于这一类诗歌题材范围广,所以名篇较多,如《静夜思》、《渡荆门送别》、《把酒问月》、《宿五松山下荀媪家》等,这类作品多为律诗、绝句,或乐府民歌的短小篇章。语言大多清新流转,很少使用夸张一类表现手法。
李白的这两类作品交相辉映又互相联系。这种联系在艺术上讲就是前人所说的“奇”,李白的诗歌无论是豪迈奔放的壮美,还是清俊超脱的柔美,都有出人意外的独特艺术魅力,从《蜀道难》的“奇之又奇”到《独坐敬亭山》“想落天外,妙绝古今”,莫不如是。而思想性格决定艺术个性和诗歌风格,太白诗歌之奇又源于“气”,前人之述颇多:“气骨高举”(吴融),“高气盖世”(苏轼),“太白以气为主……子美以意为主”(王世贞)等等。这个“气”就是李白的思想性格和强烈的自我意识。
李白一生都在为实现政治理想而努力,同时又念念不忘归隐江湖,李白一生都渴望经世致用,同时又追求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就有了昂扬奋发、豪迈飘逸、旷达超脱;当主观愿望与社会现实产生冲突,就有了李白抒发幽愤的豪纵悲壮;当他亲近自然,接触社会,从中获得情趣和愉悦,就产生了一系列清新俊逸、淡远闲适的优美诗篇。了解李白诗歌多样统一的风格,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感受其非凡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