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汇率改革历史回顾
我国汇率体制改革
汇率制度改革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配套措施。回顾人民币汇率制度五十多年来的演变,对于我们更好地认清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对于我们保持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也具有重大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币汇率机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演变过程。我国的外汇体制改革也经历了一个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转变为在外汇留成和外汇上缴体制基础上的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管理模式，然后再转变为建立在结售汇制上的以供求关系为基础，市场调节为主的管理模式。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以各阶段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各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为线索，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可以分为两大阶段:
1．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起伏回升阶段。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发行了统一的货币——人民币。但因建国之初全国通货膨胀形势严重，各地区物价水平不一致，因此各地人民币在中央统一政策和管理下，以天津口岸的汇价为标准，根据当地情况公布各自外汇牌价。1950年7月8日，随着经济秩序的逐步恢复和全国财经统一制度的建立，人民币实行全国统一汇率，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公布。
(1)从1949年到1950年3月全国统一财经工作会议前，人民币汇率调整频繁，并大幅度调低。当时根据“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在“统制对外贸易”的原则下，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扶植出口，积累外汇资金，购买主要进口物资，确定人民币汇率的方针是“奖出限入，照顾侨汇”。奖出即奖励出口，保证75—80％的大宗出口物资私商获得5—15％的利润；限入即限制奢侈消费品进口，并照顾华侨汇款的实际购买力。由于国内物价猛涨而国外物价稳定甚至下跌，汇率大幅度波动，1949年3月人民币汇率为600旧人民币／美元，至1950年3月调至42 000旧人民币／美元，期间汇率调整达52次之多。
(2)从1950年到1952年，人民币汇率逐渐调高，起伏回升。1950年3月全国财政经济会议后，国内金融、物价日趋稳定，而国际市场物价上涨，为保障外汇资金安全，加速进口物资，汇率政策由“奖出限入”变为“进出口兼顾”。从1950年3月至l951年5月共调高15次，从42 000旧人民币／美元调至22 380旧人民币／美元，升幅46．7％。
总之，这一时期，国家用汇需求很大，但由于外国的经济封锁，外汇资源紧缺，进出口渠道不畅，侨汇汇率阻塞。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国家建立外汇集中管理制度，人民币汇率主要作用为调整对外贸易，照顾侨汇收入，制定的主要依据是物价。
2．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3—1972)：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阶段。
1953年起，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民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国内金融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世界经济中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基本能发挥作用，维持纸币流通下的固定汇率制度。鉴于对私营进出口商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对外贸易由外贸部所属的外贸专业公司按照国家规定的计划统一经营，外贸系统采取了进出统算，以进贴出的办法。1964年起还采取了对一部分进口商品加成的办法，即外贸为用货部门的进口商品作价，按进口成本加价103％，以进口盈利弥补出口亏损，不需要再用汇率来调节进出口贸易。在这种条件下，人民币汇率主要用于非贸易外汇兑换的结算上，按国内外消费物价对比，汇率已适当照顾侨汇和其他非贸易外收入，也无调整必要。为了维护人民币的稳定，有利于内部核算和编制计划，人民币汇率坚持稳定的方针，在原定汇价的基础上，参照各国政府公布的汇率制定，只有在外国货币发生升值或贬值时，才作相应的调整。l95
5年3月，新币代替旧币，直到1971年11月，人民币汇率在近16年时间里基本保持为2．4618人民币／美元的水平。
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l994年初，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国务院推出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为综合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在外汇体制改革方面，总体目标是“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1994年1月1日实行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并轨，人民币官方汇率由1993年12月31日的5．80人民币／美元下浮至1994年1月1目的8．70人民币／美元。实行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汇率的形成是以市场供求状况为基础，改变了以行政决定或调节汇率的做法，发挥市场机制对汇率的调节作用。并轨后取消了外汇留成和上缴，实行外汇的银行结售汇制，作为一项临时性措施，对经常性项目设立台帐制，取消国内企业的外汇调剂业务，建立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并以银行间外汇市场所形成的汇率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所公布的人民币汇率的基础。此后人民币汇率结束了长达16年的贬值过程，开始稳中趋升。12年来人民币汇率运行基本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划分也从“管理浮动制”转为“钉住单一货币的固定钉住制”。
1996年7月起外商投资企业开始实行银行结售汇制。1998年12月1日起，关闭外汇调剂中心，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买卖全部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此外，对境内居民个人因私用汇大幅度提高供汇标准，扩大供汇范围，超限额货超范围用汇，经外汇管理局审核其真实性后由外汇制定银行供汇。至此，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尚存的其他经常项目汇兑限制基本消除。我国1996年12月1日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所有正当的、有实际交易需求的经常项目用汇都可以对外支付，这是实现了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重要一步。
资本帐户方面，我国虽然刚引入了QE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等一些准入制度，但是总体而言管制仍十分严格，与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还有相当差距。如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现
代宏观调控体系的健全，资本市场的成熟，利率、汇率作用的改善等条件，都有待逐步创造。并轨后的人民币汇率在运行机制上，在对外贸易、外商投资以及对外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上都受到严峻考验。特别是1997年7月，由泰铢贬值引发东南亚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货币纷纷贬值，东亚各国家日本、韩国货币也不断下跌，而人民币汇率却在国内通货紧缩和外汇储备充足的前提下保持了货币稳定的态势，由银行间统一外汇市场形成，并接受国家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这对亚洲金融稳定和世界经济发展极为重要。
我国已在汇率改革的路上走了很远，现在走在一个选择的十字路口，我们应该加以重视和考虑的因素和新的环境下的有新的政策和目标如下：
一、当前面临的问题
1、对居民和企业的外汇交易行为的限制，如区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货币可兑换，银行对个人和机构客户的结、售汇制度安排等；
2、对金融机构外汇交易市场的组织安排，比如确定指定外汇经营机构，建立和完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规定金融机构持有周转外汇资金的比例；
3、汇率体制安排，包括实行浮动汇率制还是固定汇率，是单一盯住还是复合盯住；
4、宏观经济当局的汇率政策，这主要指货币当局对国际储备资金的运用以及外汇买卖活动影响来外汇市场供求总量，从而影响汇率水平及其变动。
二、改革原因（引自发改委体改所研究员张海鱼）
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基本框架形成于1994年。1994年1月1日，我国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一次改革，实行银行结售汇，建立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6年12月1日，我国接受
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通过强制结售汇、外汇指定银行的头寸上限管理、外汇市场上严格的浮动区间限制，以及资本账户的严格管制，有效地控制了企业、银行和个人对于外汇的供给和需求，保证人民银行对汇率波动的有效控制。根据规定，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的交易价可在人民银行公布的交易中间价上下0.3%的幅度内浮动。这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9年调整其汇率制度分类方法时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划分也从“管理浮动制”转为“钉住单一货币的固定钉住制”。
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对于促进贸易、引进外资、保持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应该说，上述汇率制度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最佳选择。然而，今天再来看这一制度时，就会发现很多问题。首先是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之间注定存在着冲突。我国的外汇储备从1993年的212亿美元增加到2022年的4033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近20倍。2022年我国外汇储备又激增了2066亿美元，达到6099亿美元。经常项目顺差，相当于我们向发达国家输出了很多资本。对我们这样的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大量的外汇储备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浪费。而且，美元、欧元等货币贬值，我们也会被动的遭受损失。
其次，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使中国货币政策失去很大的独立性。央行出于维护汇率稳定的考虑，必然会经常干预外汇市场，被动参与外汇买卖，导致基础货币投放出现较大的波动。比如去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央行的货币政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宏观调控要紧缩货币；另一方面是外汇大量占款，外汇进来后商业银行留了头寸，剩下的卖给央行，央行相应的就要给它人民币，于是货币就这么放出来了。
同时，维护汇率稳定的成本也在不断增加。比如，央行在外汇市场频繁的吞吐，增加了市场操作成本；对资本项目严格的管制，延缓了利率市场化及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增加了改革的成本；随着资本的自由流动，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将更为复杂，央行管制定价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为了回笼货币，央行2022年开始发明了银行票据，也承担了大量的利息支出成本，压力越来越大。
此外，现行的汇率政策使汇率风险不能分散于各微观经济主体，而主要由中央银行承担，不利于企业风险意识的树立和增强。而且，名义汇率随着美元被动升值和被动贬值，也增加了与有关贸易伙伴国的摩擦与矛盾，恶化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
三、未来发展方向
中国加入WTO，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扩大对外贸易活动，增强中国市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帮助中国提高国际知名度和国际竞争力，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势头，为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目标增强经济基础。
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外汇和汇率体制的发展要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是增加人民币的对外可兑换性；第二是提高人民币汇率和体制的灵活性；这两个问题的解决能帮助缓解外来冲击的不利影响，并为国内货币政策的操作提供一个方便的工具，另外，也有利于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健全的外汇市场体系，促进对外贸易活动，提高经济宏观调控能力。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改革也伴随着风险，主要由市场预期的不稳定性、货币投机行为的蔓延、大量资金转向短期性货币市场导致。
从操作上看，高程度灵活的汇率体制和可兑换性的结合比固定汇率制和货币可兑换相结合容易，面对冲击时，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会调整来缓解冲击效应，而不需要依靠货币政策的实施。
综合以上原因，在政策上，我们可以考虑将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和可兑换性结合起来，让其相辅相成，让汇率体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二篇：中国汇率制度历史回顾
人民币汇率制度历史回顾
内容提要：文章简要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过程：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币汇率从基本稳定到实行钉住一篮子货币的“钉住汇率制”；
二、经济转轨时期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是双重汇率时期；
三、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则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 汇率制度 沿革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配套措施。客观考察与分析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历史沿革，探索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及其目标，对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演变过程。我国的外汇体制改革也经历了一个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转变为在外汇留成和外汇上缴体制基础上的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管理模式，然后再转变为建立在结售汇制上的以供求关系为基础、市场调节为主的管理模式。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以各阶段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各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为线索，以改革开放、汇率并轨为分界点，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统一平衡，国内价格长期保持稳定水平。与之相适应，当时人民币汇率是官方制定的固定汇率，只是作为编制计划和经济核算的标准，保持了稳定的方针，只在外国货币贬值或升值时作相应调整，人民币汇率与对外贸易联系并不密切。
1．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底)：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和起伏回升阶段。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发行了统一的货币——人民币。但因建国之初全国通货膨胀形势严重，各地区物价水平不一致，因此各地人民币在中央统一政策和管理下，以天津口岸汇价为标准，根据当地情况公布各自外汇牌价。1950年7月8日，随着经济秩序的逐步恢复和全国财经统一制度的建立，人民币实行全国统一汇率，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公布。(1)从1949年到1950年3月全国统一财经工作会议前，人民币汇率调整频繁，并大幅度调低。当时根据“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在“统制对外贸易”的原则下，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扶植出口，积累外汇资金，购买主要进口物资，确定人民币汇率的方针是“奖出限入，照顾侨汇”。奖出即奖励出口，保证75—80％的大宗出口物资私商获得5—15％的利润；限入即限制奢侈消费品进口，并照顾华侨汇款的实际购买力。由于国内物价猛涨而国外物价稳定甚至下跌，汇率大幅度波动，1949年3月人民币汇率为600旧人民币／美元，至1950年3月调至42 000旧人民币／美元，期间汇率调整达52次之多。
(2)从1950年到1952年，人民币汇率逐渐调高，起伏回升。1950年3月全国财政经济会议后，国内金融、物价日趋稳定，而国际市场物价上涨，为保障外汇资金安全，加速进口物资，汇率政策由“奖出限入”变为“进出口兼顾”。从1950年3月至l951年5月共调高15次，从42 000旧人民币／美元调至22 380旧人民币／美元，升幅46．7％。
总之，这一时期，国家用汇需求很大，但由于外国的经济封锁，外汇资源紧缺，进出口渠道不畅，侨汇汇率阻塞。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国家建立外汇集中管理制度，人民币汇率主要作用为调整对外贸易，照顾侨汇收入，制定的主要依据是物价。
2．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至l972年底(1953—1972)：人民币汇率处于基本稳定阶段。
自1953年起，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民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国内金融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世界经济中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基本能发挥作用，维持纸币流通下的固定汇率制度。鉴于对私营进出口商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对外贸易由外贸部所属的外贸专业公司按照国家规定的计划统一经营，外贸系统采取了进出统算，以进贴出的办法。1964年起还采取了对一部分进口商品加成的办法，即外贸为用货部门的进口商品作价，按进口成本加价103％，以进口盈利弥补出口亏损，不需要再用汇率来调节进出口贸易。在这种条件下，人民币汇率主要用于非贸易外汇兑换的结算上，按国内外消费物价对比，汇率已适当照顾侨汇和其他非贸易外收入，也无调整必要。为了维护人民币的稳定，有利于内部核算和编制计划，人民币汇率坚持稳定的方针，在原定汇价的基础上，参照各国政府公布的汇率制定，只有在外国货币发生升值或贬值时，才作相应的调整。l955年3月，新币代替旧币，直到1971年11月，人民币汇率在近16年时间里基本保持为2．4618人民币／美元的水平(如图1)。
3．从西方货币实行浮动汇率至人民币贸易内部结算价时期(1973—1978)：人民币实行钉住一篮子货币的“钉住汇率制”，汇率调整频繁。
1968年我国在国际结算中试行人民币汇价结算，人民币汇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对外商品的价格、外汇收支和外商的盈亏。同时，由于国际货币体系中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体制岌岌可危，1971年8月，美国停止各国中央银行以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1973年3月，西方货币纷纷实行浮动汇率，汇率波动日益频繁。在动荡不定的国际金融背景下，为了避免西方国家经济衰退的影响，推行人民币对外计价结算，保持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相对稳定，促进对外经贸的正常开展，我国采用钉住篮子货币的浮动汇率制度。主要选用与我国外贸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组成“货币篮子”，再根据“篮”中货币浮动情况及我国政策进行调整，货币篮子的种类及其权重多少由国家统一掌握，并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加以变动，其中，美元、日元、英镑、西德马克、瑞士法郎等在货币篮子中始终占重要地位。由于选用货币和权重的变动，该时期人民币汇率变动频繁，仅197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就调整了61次之多。人民币汇率基本上稳定在各国之间汇率的中间偏上水平。1971年12月、l973年美元两次贬值，以后美元汇率又持续
下浮，在1972年人民币汇率偏离2．46人民币／美元后，人民币快速升值，并于l979年达到1．49人民币／美元的水平，汇率高估现象不断趋向严重。这种“钉住汇率制”的汇率安排，操作简便易行，在很大程度上抵御或减少了国际汇率波动对本国货币的影响，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对外经济贸易企业的成本核算、利润预测及减少汇兑风险。但该种方式却因篮子货币的币种选择和权数确定客观依据不足，而使汇率水平的合理制定失去可靠保证；同时国际市场价格和国内市场价格严重背离，汇率作为经济杠杆的作用逐渐消失，蜕化为外贸会计核算的标准，贸易和非贸易价格与世界市场拉大，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间矛盾加剧，从而影响整个对外贸易的发展。
纵观整个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币汇率由政府按照一定的原则制定，成为计划经济的调节工具。但高度的计划性决定了市场力量对汇率几乎不起到任何作用，汇率水平无法真正反映外汇相对短缺的情况。为合理确定人民币汇率水平，发挥汇率在国民经济中的杠杆作用，并逐步使人民币走向自由兑换，我国改革开放后便对人民币制度进行了改革，其目的是建立一个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二、经济转轨时期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1978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中的经济转轨时期1979年起，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其中下放外汇经营仅，实行分散经营，使得由于汇率高估所造成的出口亏损成为一个迫切解决的问题。由此拉开了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的序幕。
1．人民币内部结算价和官方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时期(1981—1984)。
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民币汇率出现严重高估，长期以来的贸易与非贸易单一汇率制度已无法适应进出口贸易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对扩大出口不利。表1为1975—1979年间我国平均出口换汇成本与人民币官方汇率。如1979年我国出口1美元的商品，全国平均换汇成本为2．41元，而出口企业按银行牌价只能得到1．555 0元人民币，因此每出口1美元，企业要亏损0．855 5元，从而造成出口越多亏损越大，而经营进口反而赚钱的不合理现象。
1979年8月国务院决定改革外贸体制，包括打破外贸垄断经营、建立外贸企业自我运行机制、改革进出口和外汇管理体制、消除价格和汇率扭曲等。为促进出口，平衡外汇收支，我国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即对外贸易单位和出口生产企业把收入的外汇卖给国家，国家按一定比例拨给他们相应的外汇留成。而且，自1981年1月1日起，试行人民币对美元的贸易内部结算价，规定贸易内部结算价按照1978年全国平均换汇成本2．53人民币／美元加上10％的出口利润计算出来的，计算出来2．8人民币／美元。1981—1982年由于全国出口平均换汇成本变动不大，贸易内部结算价没有变动(如图2)。同时公布牌价，仍采用“钉住汇率制”的计价原则。这样人民币汇率在改革开放初期形成了贸易内部结算价和官方牌价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贸易内部结算价限于进出口贸易外汇的结算，而官方汇率主要适用于旅游、运输、保险等劳务项目和经常转移项目下的侨汇等外汇结算。
贸易内部结算价的采用，解决了外贸部门出口换汇成本过高以至于出口亏损的问题，加上当时国内物价较为平稳，而美元汇率因采取扩大财攻赤字、紧缩通货等政策处于升值状态，西方国家经济走向复苏，我国的贸易收支明显好转，外汇储备明显增加。1984年外汇储备年末累计余额170．42亿特别提款权，为历史上和20世纪80年代最高水平。但实行内部结算价也暴露了一系列问题，它影响了非贸易部门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使外贸亏损增大，在对外经济中陷入被动，造成了外汇管理的混乱，更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因此实行内部结算价注定成为一个过渡时期的应急措施。
2．取消内部结算价，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时期(1985—1993)。从1985年1月1日起，我国取消内部结算价，官方汇率应用于贸易结算和非贸易外汇兑换。为了消除汇率高估，使人民币汇率同物价的变化相适应，起到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1985年至1990年根据国内物价的变化，我国多次大幅度调整官方汇率。1985年1月1日至10月1日由2．80人民币／美元逐步调整到3．20人民币／美元，下调12．5％。l986年7月5日调至3．70人民币／美元，下调21．6％。1990年11月17日调至5．22人民币／美元，下调9．6％。这几年人民币汇率的下调主要是依据全国出口平均换汇成本上升的变化，汇率的下调滞后于国内物价的上涨。
为鼓励出口，在人民币汇率下调的同时，1985年国家又一次提高外汇留成比例，采取按出口商品收汇金额比例留成的办法。1985年12月我国改变由中国银行多年举办外汇调剂业务的模式，在深圳成立第一个外汇调剂中心，调剂市场汇率日益成为补偿出口亏损、促进出口增长的重要手段。
1988年我国外贸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外贸开始推行承包责任制，并对轻工、工艺、服装三个行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1991年外贸由补贴机制转向自负盈亏机制，取消财政补贴。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要求人民币汇率成为调节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手段。人民币官方汇率虽然经过1981年到1990年汇率制度的改革，几次大幅度的下调，逐步得到改善，但由于这一时期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民币汇率的下调，汇率依然偏高。同时，鉴于前几次一次性大幅度下调人民币汇率对国民经济和物价影响较大，企业难以承受，因此从1991年4月9日起，官方汇率的调整改为小步缓慢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官方汇率，难以解决外贸核算问题。所以从1988年3月起各地普遍设立外汇调剂中心，增加留成外汇比例，扩大外汇调剂量，放开调剂市场汇率，利用市场利率，解决出口亏损，鼓励进口，限制非必需品进口，实行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轨制”。官方汇率从l990年11月的5．22人民币／美元小步调整至1993年底的5．70人民币／美元，下调9．6％。调剂市场汇率按照市场供求状况浮动，波动较大。1988年至1993年由于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进口需求猛增，外汇求大于供，市场汇率不断下跌，由5．70／美元贬值为l993年2月的8．20人民币／美元。为了限制汇率投机性上涨，一度实行限价，造成外汇流向场外交易。1993年5月取消限价，市场汇率骤升至11．20人民币／美元。1993年7月以后，在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和中国人民银行对市场进行干预下，到1993年底市场汇率回落到8．72人民币／美元。
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计划汇率向市场汇率过渡的形式，双轨制存在有一定的必然性。不过，随着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外贸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及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的并存，造成了人民币两种对外价格和核算标准，不利于外汇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l994年初，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国务院推出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为综合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在外汇体制改革方面，总体目标是“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1994年1月1日实行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并轨，人民币官方汇率由1993年12月31日的5．80人民币／美元下浮至1994年1月1目的8．70人民币／美元。实行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汇率的形成是以市场供求状况为基础，改变了以行政决定或调节汇率的做法，发挥市场机制对汇率的调节作用。并轨后取消了外汇留成和上缴，实行外汇的银行结售汇制，作为一项临时性措施，对经常性项目设立台帐制，取消国内企业的外汇调剂业务，建立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并以银行间外汇市场所形成的汇率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所公布的人民币汇率的基础。此后人民币汇率结束了长达16年的贬值过程，开始稳中趋升。12年来人民币汇率运行基本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划分也从“管理浮动制”转为“钉住单一货币的固定钉住制”。
1996年7月起外商投资企业开始实行银行结售汇制。1998年12月1日起，关闭外汇调剂中心，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买卖全部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此外，对境内居民个人因私用汇大幅度提高供汇标准，扩大供汇范围，超限额货超范围用汇，经外汇管理局审核其真实性后由外汇制定银行供汇。至此，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尚存的其他经常项目汇兑限制基本消除。我国1996年12月1日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所有正当的、有实际交易需求的经常项目用汇都可以对外支付，这是实现了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重要一步。
在资本帐户方面，我国虽然刚引入了QE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等一些准入制度，但是总体而言管制仍十分严格，与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还有相当差距。如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现代宏观调控体系的健全，资本市场的成熟，利率、汇率作用的改善等条件，都有待逐步创造。
并轨后的人民币汇率在运行机制上，在对外贸易、外商投资以及对外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上都受到严峻考验。特别是1997年7月，由泰铢贬值引发东南亚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货币纷纷贬值，东亚各国家日本、韩国货币也不断下跌，而人民币汇率却在国内通货紧缩和外汇储备充足的前提下保持了货币稳定的态势，由银行间统一外汇市场形成，并接受国家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这对亚洲金融稳定和世界经济发展极为重要。
第三篇：人民币汇率改革
8月11日，央行决定完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是即期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和银行挂牌汇价的最重要参考指标。中国人民银行于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公布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等交易货币对人民币的收盘价，作为下一个工作日该货币对人民币交易的中间价。
根据央行的表述，此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形成方式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向所有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询价，并将全部做市商报价作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计算样本，去掉最高和最低报价后，将剩余做市商报价加权平均，得到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
8月11日，央行决定完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当日中间价报价较前日飙升逾1000点。受中间价引导，境内美元兑人民币即期创逾20年来最大跌幅，触及三年新低。境外离岸人民币也扩大跌幅，一度触及6.4212，创逾三年半最低。
我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央行会参考市场供求和一篮子货币，每天给人民币汇率设定一个中间价格（即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以这个价格为基准，在央行设定的波幅范围内（类似股市的涨跌停板，经过多次扩大，目前这个范围是上下各2%），汇率受市场供求影响自由浮动。
进行报价改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放松汇率稳定经济增长；在美联储加息之前掌握更大的主动权；为人民币加入SDR做准备（要和国际接轨，要体现真实汇率）。
中间价报价调整有利于减少扭曲，显然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向市场均衡汇率趋近。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市场汇率应当围绕作为基准汇率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波动，市场汇率与中间价的偏离可以通过市场自身的修复功能来校正。2022年三季度以来，我国货物贸易顺差持续处于高位，而美元对其它国际主要货币升值，二者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不同，做市商预期明显分化，使得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与市场汇率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偏离。从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看，当前不存在人民币汇率持续贬值的基础。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及汇率指数近期持续贬值，有汇率机制受英国脱欧事件冲击等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叠加汇率贬值和外储增加的局面，未来即使人民币兑美元继续贬值，在汇率市场化机制及基本面前提下，对中国资本流动及外储来说，也可能将不再有方向性和趋势性的指导意义，正如6月的状况。
去年8月份以来，由于人民币汇率市场的剧烈波动，央行自10月份后双降（降息和降准）后，货币政策调整的频率明显趋于谨慎，而若汇改取得较大进步，货币政策调整的汇率阻碍将有望大为降低，可更加专注国内经济走势和改革的进展。
市场化提高，汇改可能接近尾声，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规则和透明度明显提高，其变化与“收盘汇率 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形成机制高度相符，市场机构开始可以用收盘汇率的变化来大体测算，中间价变化部分中的外汇市场供求变动的影响。
从2022年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的变化走势来看，可以明显看到央行调控方式的变化。市场供求影响可以根据收盘价和中间价变化幅度来测算。
2022年-2022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变化图
2022年8月份之前，相比市场供求变化的双向波动，比如2022年下半年的贬值压力、2022年的升值压力以及2022年上半年的贬值压力，中间价的每日变化几乎平稳为一条直线，不受市场变化所动。
去年8月份的一次性贬值调整后，两者之间的同向波动显着增加，这从2022年全年的走势图可以明显看出差别。
2022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变化图
这种市场的机制在今年1月份外汇市场的巨幅波动过程中，一度中断。
2022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走势图 可以看到，1月份开始到2月中旬，中间价的实际变化和市场供求变化部分明显背离，显示和市场的贬值预期不同，央行当时仍然试图让人民币中间价维持强势来避免其非理性贬值。
不过2月下旬以来，央行再次恢复让市场决定汇率走向，6月27日当天，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还一次性大跌0.90%，也就是599点，创五年半新低，显示英国脱欧后，央行可能希望用快速的贬值来降低外汇市场的过度波动。量化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变化与市场供求变化两者的相关性也在显着提高。路透测算，2022年年初以来，两者的相关性仅为0.1，显示中间价变化与市场供求变化之间总体为弱相关关系；但2022年8月份至当年年末，相关性提高到了0.5；2022年由于年初的中间价干预，相关性再次降低至0.4；而剔除年初的干预时间段，从2月下旬至今测算，两者相关性提高到了0.7，英国脱欧后得到进一步加强。
数据说明了一切，中间价变化已经绝大部分可由市场供求部分来解释。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年初面对市场波动的恢复干预，此次英国脱欧，央行几乎是选择了完全放手，大国调控自信及水平明显提高。某种程度而言，除了每日波幅等政策仍有限制外，中国汇改进程可能已经接近尾声。
政策信号减弱: 此前市场经常利用中间价变化来猜测央行的可能用意，不过市场化机制规则明确后，后期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变化将主要由市场供求变化决定，中间价变化的政策信号将明显减弱。
从6月份的情况来看，即使后期人民币贬值，但考虑有效汇率变化，以及资产的估值效应，外储的规模变化将变得更加复杂。6月外储增加134亿美元。而汇率贬值和资本流出之间，一般而言，若本币贬值，确实会面临较大的资本外流的压力，这可能是央行确实需要面对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需要区分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及人民币有效汇率，后者比如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贬值，不一定必然带来有效汇率指数的贬值。而人民币有效汇率此前一直是盯着美元的，两者的相关性达到了0.9以上，而路透测算今年的人民币CFETS汇率指数和美元指数的相关性，也高达0.8，未来人民币CFETS指数大概率跟随美元指数，但兑美元双边汇率与美元指数的相关性明显较低。
从货币政策角度而言，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的过程中，央行货币政策去年下半年以来的调控重心偏汇率，利率政策调控力度及频率有所降低，但一旦汇率市场化改革收官，货币政策的调控重心将有望重回国内。
如何做？
在国内外形势下，货币政策将如何统筹兼顾稳增长、调结构和防风险?如何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央行如何通过宏观审慎评估体系来引导金融机构合理、适度、平稳地进行贷款投放及非信贷资产配置?汇率政策如何以保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基本稳定为主，将市场注意力逐渐转向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汇率?近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就人民币汇率改革、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数字货币等问题接受媒体采访表示，从基本面看人民币不具备持续贬值的基础，汇改推进会把握合适的时机和窗口，并表示“不会让投机力量主导市场情绪”的态度。对于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周小川认为，在宏观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之间，存在怎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空白，这就需要宏观审慎政策来填补。所以，新一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应该是有利于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人民币汇率改革方向坚定不移
目前市场上最为关心的是人民币汇率改革接下来会以什么样的方向和节奏推进?周小川表示：“未来汇率改革的趋势是坚定不移的，不过我们也有耐心。我们希望“十三五”期间在汇率改革方面能取得长足进展，方向是更加依靠市场力量决定价格，实现更有灵活性的汇率。”
周小川认为，市场上有投机力量并不奇怪，有时也很难区分投机与风险管理操作。中国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我们不会让投机力量主导市场情绪。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仍旧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
目前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已经不是盯住美元，但也不是完全自由浮动。周小川称，在可预见的未来，加大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力度，即保持一篮子汇率的基本稳定，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主基调。更加成型的对一篮子货币的参考机制，将涉及一系列安排，包括引导市场测算保持一篮子汇率稳定所要求的汇率水平，要求做市商在提供中间价报价时考虑稳定篮子的需要，以及央行在进行汇率调节时维护对篮子稳定的策略。实施这种形成机制的结果，将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汇率的稳定性不断增强，而人民币对美元的双向波动则会有所加大。
周小川称，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中，会明显强化一篮子货币的参考作用，但不是盯住一篮子，因为影响汇率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盯住”一篮子货币，对于增加预期性、引导市场了解汇率形成确有更大好处，但是也会产生若干困难，一是如何纳入新的宏观数据的影响;二是如何体现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如果一篮子货币和供求有差别，还是市场供求的力量更大一些;三是如何选用一篮子货币的权重，没有公认的权重，可以是贸易加权型，也可以是SDR货币篮子，还有别的篮子，不同的篮子形成的指数是不一样的，有争议。对于一篮子货币的参考程度，也是逐渐提高的过程。现在公布了三个对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指数，未来的机制设计可跟随宏观经济走势和供求关系而不断调整。
在周小川看来，要形成比较成熟、透明的机制，需要有一个探索的过程。目前已经形成了更多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共识，中间价的定价机制也开始引入稳定篮子的因素，操作上以稳定一篮子汇率为主要目标，同时适当管理单日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的幅度。未来还会引入宏观经济数据对汇率发生作用的机制。央行将加强与市场沟通，提高人民币指数数据的作用，以便市场判断参考一篮子货币机制的有效性。
宏观审慎体系建设与金融监管改革配合
央行2022年2月6日发布《2022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全文46次提到宏观审慎。2022年，央行实施金融机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acroprudentialAssessment，MPA)提出七个方面的指标，包括资本和杠杆、资产负债、流动性、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等。市场关心的是在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之间，如何建立一个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央行大监管模式。
对于央行大监管模式，周小川表示，“在宏观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之间，存在怎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空白，这就需要宏观审慎政策来填补”，按照我们理解，未来要在宏观货币政策(稳增长、防通胀)和微观审慎监管(分业监管、个体稳健)之间，要建立一个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以更全面虑及跨市场资产的联动性和风险传递，防范系统性风险。
周小川称MPA对未来的发展还是不够的。宏观审慎管理措施还面临很多挑战，包括受制于监管协调等因素，而且，必要的信息和统计数据也尚不充足，而这些信息和数据恰恰是开展宏观审慎评估和制定宏观审慎政策的基础。
另一方面，要强调宏观审慎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同性，防止出现缺乏沟通、政策叠加或政策背离的情况，进而影响调控的效果。宏观审慎政策也需要有效的执行机制，防止协调成本过高。此外，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创新和发展还有所滞后。新调控手段的补充没有跟上，导致实施宏观调控和维护金融稳定的有效性还不够强大。
提及宏观审慎体系建设如何与金融监管改革配合，周小川认为，宏观审慎能够弥补原有金融管理体制的缺陷。在传统的金融管理体制中，货币政策主要是盯着物价稳定，但是即使CPI基本稳定，金融市场、资产价格的波动也可能很大;而金融监管的重点是保持个体机构的稳健，但是个体稳健并不等于整体稳健，金融规则的顺周期性、个体风险的传染性还可能加剧整体的不稳定，引发系统性风险甚至金融危机。过去，在宏观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之间，存在怎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空白，这就需要宏观审慎政策来填补。所以，新一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应该是有利于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实际上，2月4日央行货政司司长李波的《以宏观审慎为核心，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一文也提及目前我国的“一行三会”模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和“谁的孩子谁抱”的做法显然不符合现代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要求，也不符合国际最佳实践，需要进一步改革。
第四篇：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回顾与展望报告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程回顾与展望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
2022年10月11日
编者按：2022年10月11日，美国会参议院通过了《2022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对人民币汇改的历程和成果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撰写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程回顾与展望》报告，以事实和数据反驳了美方关于我操纵汇率、人民币币值大幅低估等错误言论。统计数据表明，2022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升值30.2%，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升值13.5%和23.1%。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在2022年达到历史最高点的10.1%后明显回落，2022年为5.2%，2022年上半年进一步下降至2.8%。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人民币汇率正逐渐趋于均衡合理水平。现将该研究报告对外公布，以供各界准确认识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历史和未来改革的方向。
一、市场化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始终坚持的方向 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十几年来，中国始终坚持这个方向，不断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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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月1日，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企业和个人按规定向银行买卖外汇，银行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交易，形成市场汇率。中央银行设定一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并通过调控市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1997年底以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稳中有升，海内外对人民币的信心不断增强。1998年初起，为防止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周边国家和地区货币轮番贬值的进一步扩散，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主动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稳定在8.28元左右的水平。
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逐步减弱以及中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2022年7月21日中国再次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2%以后，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与此同时，深化外汇体制改革，理顺外汇供求关系、加快外汇市场培育，市场决定汇率形成的技术平台基本形成，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加。2022年国际金融危机恶化，许多国家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而人民币汇率再度收窄了浮动区间，稳定了市场预期，为抵御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亚洲乃至全球经济的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展示了中国促进全球经济平衡的努力。随着全球经济企稳复苏，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进一步巩固，2022年6月19日，中国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2—
重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
实践证明，坚持主动、渐进、可控的原则，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对增强中国对外经贸的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优化、增加就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就业、抑制通货膨胀、维护重要战略机遇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如果没有1998年和2022年两次大的外部冲击，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有可能走得更快、更远。
二、人民币汇率正逐渐趋于合理均衡水平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取向是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外汇供求关系的作用下，人民币双边和多边汇率总体保持了稳中趋升的走势。
1994年汇改以来至2022年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36.9%。截至2022年8月末，按照国际清算银行口径计算的人民币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累计升值33.4%和58.5%。在国际清算银行监测的58种货币中，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分别排在第13位和第10位。
如果从2022年7月汇改以后的情况看，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升值30.2%，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升值13.5%和23.1%。尤其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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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2022年8月间，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升值1.2%和5.0%，在国际清算银行监测的58种货币中，分别排在第15位和第12位。像上次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一样，人民币继续扮演了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稳定锚角色。按照现在的渐进升值方式，加上其他结构调整措施逐步见效，中国将渐进、稳妥地实现汇率均衡。
从经常项目差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来看，人民币汇率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正在逐渐发挥。2022年汇改以来的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虽然没有改变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格局，但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在2022年达到历史最高点的10.1%后明显回落，2022年为5.2%，2022年上半年进一步下降至2.8%。从别国经验看，日元和德国马克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几轮升值中，对本国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也同样经历了一个逐步释放的过程。
在经常项目收支状况逐渐改善的同时，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长，但这并不等于人民币汇率低估，很大程度反映了很多非汇率因素的影响。主要有：一是人口特性、文化传统、社保、住房和教育改革等因素，使中国的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过剩的储蓄成为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结构性原因，正如战后日元和马克大幅升值也没有消除日本和德国迄今仍保持的经常项目顺差一样；二是基于政局稳定、工业基础良好、劳动力成本较低等竞争优势，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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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转移的重要目的地，形成了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加工贸易基地，积聚了全球制造业的大量贸易顺差；三是主要发达国家长期实施低利率政策，使中国面临较大的套利资本流入压力，而另一方面中国对资本流出仍保留较为严格的限制，民间对外投资特别是金融投资水平较低，无法对冲经常项目顺差，也造成了国际资本流动对于国际收支调节作用的缺失。
实践证明，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基本稳定的基础上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最大限度降低了汇改对于中国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2022-2022年间，中国外贸进出口年均增长18.2%，就业年均增加1120万人。同时，人民币汇率改革也为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金融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本次危机发生以来的2022和2022年间，中国进口年均增长13.8%，较出口增速高6.1个百分点，中国需求成为拉动许多国家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
三、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人民币汇率 中国并不追求贸易顺差越大越好。早在2022年底中共十六大上，中国就明确把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目标之一。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中国国际收支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外汇短缺转为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积极致力于扩内需、—5—
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一直积极致力于推行中外资国民待遇，扩大市场准入和降低关税水平。中国已全部完成加入世贸组织时所承诺的关税减让义务，关税总水平从2022年15.3%降至2022年的9.8%，为发展中国家中最低。
中美贸易关系是中国重要的经贸关系之一。中国一直高度关注中美间的贸易失衡问题。近年来，中国采取了多项措施扩大进口。过去10年里，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据美方统计，美国对中国出口由2022年192亿美元扩大到2022年919亿美元，增长了379%，同期美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仅增长了67%。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出口增幅远大于美国对中国进口增幅。
正如许多美国各界有识之士所指出的那样，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更解决不了美国的就业问题。第一，早自19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对外贸易就持续逆差，美元指数从1971年1月至2022年9月累计贬值36.1%，但美国的贸易逆差状况未见改善。美国本轮对外失衡问题是以往失衡的延续，美国实际面临不是从中国进口，就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的问题。如果不做宏观政策和结构调整，而仅由汇率调节国际收支是行不通的。
第二，中美贸易失衡很大程度反映了贸易顺差的转移效应。2022-2022年间，中国累计一般贸易顺差2729亿美元，加工贸易顺差1.46万亿美元。特别是，中国主要承接了欧美、—6—
日本以及东南亚国家产业转移的最终加工组装环节，出口体现为全部商品价值，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自美国以外国家的进口，而中国在整个产业链中取得收益为少量的加工费用。
第三，美国从中美自由贸易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美国商会2022年对238家在中国企业调查，71%获利高于全球平均水平，80%准备追加投资。摩根斯坦利调查报告分析显示：中国对美出口，美国消费者每年节省1000亿美元，美国企业获利6000亿美元，占标准普尔指数涵盖公司利润总额的10%以上。据亚洲开发银行估算，美国苹果公司的iPhone零售价为178.96美元，其中中国赚取的加工费仅占3.6%，大部分价值被美国的设计、运销和零售企业获得。2022年8月上旬，旧金山联储两位经济学家研究认为，2022年来自中国的商品和服务仅占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的2.7%，其中从中国进口的真实成本不到一半，其余都来自美国本土企业和工人的运输、销售和营销成本。
第四，美国出口限制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作为全球技术领先国家，在高科技产品方面较中国具有明显的竞争力，本可以充分发挥这种比较优势。但美国始终奉行冷战思维，以所谓的安全为由，对中国高科技出口贸易采取各种限制措施。事实上，美国前商务部部长骆家辉也曾表示，扩大对中国出口，而非限制从中国进口，是美国解决贸易逆差问题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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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应该客观、公正地认识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对人民币汇率的无端指责，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不仅解决不了美国储蓄不足、贸易赤字和高失业率等问题，而且可能严重影响中国正在进行的汇率改革进程。
四、采取包括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在内的一揽子措施积极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中国充分认识到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对中国自身和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近年来，中国坚持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的政策，已出台了增加消费、发展服务业、完善社保、卫生、住房、教育体系等一系列措施。并且，“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坚持科学发展为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再次将“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作为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中国已经和将要实施的各项措施，核心就是通过结构调整，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降低储蓄率，使经济增长由较多依赖投资、出口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同时，推进城镇化、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也将理顺中国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促进对外贸易更趋平衡。
中国将继续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发挥汇率对调节国际收支的积极作用。但是，国际收支不平衡反映了许多结构性问题，以及现行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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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体制机制的不适应。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人民币汇率改革之所以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就是要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力求使可能发生的内外部负面影响最小化，为一揽子的结构调整和配套改革争取时间。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经济结构的演变具有内在规律性，再平衡需要多方面努力，且必然是个渐变的过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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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浅析人民币汇率改革认识
摘要：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是本次汇率制度改革的最佳选择，其他中间类型的汇率制度具有的特点决定了他们不能够成为本次汇率改革选取的目标。汇率改革下一步的方向应该是浮动汇率制度。
关键词：一篮子货币；管理浮动；汇率目标区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类（1999），各成员国的汇率制度可分为8类（见表1）。本次汇率制度改革前我国实行的是第三类即盯住美元制度，改革后实行的汇率制度同时兼顾了第三类和第七类的特点。
一、对现行汇率制度的认识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较之于原先的汇率制度，从形式上看有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二是选取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的方式取代原来单一盯住美元的调整方式；三是选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取代原来的固化的汇率制度，它既吸收了盯住一篮子货币制度与管理浮动制度的优点，又摈弃了两种汇率制度的缺点，从理论上讲是人民币走向区域货币道路上的最佳选择，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能否如理论设想那样完美，还有待检验代写论文。
1． 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方式优于单一盯住方式。
（1）从贸易多元化的角度看，美国虽然是中国的一个重要贸易伙伴，但也仅占1/6，比日本和欧盟都略低一些，中国和亚洲的贸易则占57%。因此，应该参照所有主要贸易国的一篮子货币，而不能只盯住美元。另外，改参照一篮子货币，会鼓励人们减少用美元结算，长期而言有助于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国际贸易的结算单位与货币。
（2）从降低内生交易费用的角度考虑，中国应选择经济联系紧密的国家的货币作为人民币汇率参照的对象。单一的盯住美元，意味着我国的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货币政策，而且由于中美两国的经济情况和政策倾向有很大的差别，单纯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会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有效性产生冲击。近年来，我国和欧盟、日本以及美国的贸易额分别占中国总贸易额的比重几乎相当，欧盟和日本的对华投资也不逊于美国。因此，以一篮子货币为参照对象更适应我国的对外经贸往来。
（3）从满足人民币汇率政策出口竞争力的目标看，人民币汇率政策出口竞争力的目标是：稳定出口国际竞争力与进口成本。参照一篮子货币制度的突出优点是稳定人民币的名义贸易加权汇率（如果权数按照贸易比重在各货币之间分配）。如果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差异，参照一篮子货币同时也保障了真实贸易加权汇率的稳定。
2． 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优于原先的固定汇率制度。
（1）从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本身看，它既具有固定汇率制度的某些优点，又能使汇率保持一定的弹性。在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下，一方面，汇率随着外汇市场的供求变化而调整，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货币当局可以对汇率进行较多的干预和管理，从而能够保持本国货币汇率的稳定，避免本国货币汇率剧烈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
（2）从我国的国情看，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以下的基本优势：①保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尽管我国的货币政策在刺激或紧缩经济方面的作用一直受到理论界的质疑和实践效果的挑战，但利用货币政策进行前瞻性的微调而平抑经济波动的作用目前在发达国家却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因而恰当的利用货币政策对我国这种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发展中大国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②调整国际收支的灵活性。这种价格的调整可以减轻国际不利环境对国内经济的影响。③阻止投机冲击。在20世纪90年代，频繁的货币投机冲击对资本开放并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害，这一教训对我国在未来逐步开放资本市场过程中相当重要。
3． 现行汇率制度并非完美无缺的。
（1）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意味着人民币将逐步不再直接与美元挂钩，由于我们参照的货币实行的均是浮动汇率制度，结果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名义汇率变动频率与幅度都增加，这会给对外贸易和投资带来汇率风险。
（2）对于人民币汇率三项政策目标金融安全、出口竞争力和内外部均衡中的任何一项都难以完全顾及。而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我国国内市场经济制度发育还不完善等现实，又要求目前的汇率政策必须有所侧重。
（3）不能充分发挥汇率的调节作用。由于货币当局对汇率进行管理浮动，汇率变化的幅度被限制，汇率不能充分反映外汇市场供求状况，因而难以有效调节商品交易和资本流动。还有可能引发操纵汇率之嫌，容易导致贸易争端。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只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一个阶段性的取向，在人民币具有区域货币功能后就应该再次调整。
二、对汇率目标区制度的认识
在本次汇率改革前，理论界很多学者提出以兼具本文表1中4、5、6类的货币制度特征的汇率目标区制度作为改革的选择目标。从实践看，这种方案没有得到认可。原因在于：
1． 从理论上看。首先提出汇率目标区理论的弗来明认为一国也许会希望将其货币的汇率限定在或接近于某一“目标区”内，如果实际汇率的波动超出了这个目标区，该国就应调整政策使汇率向目标区内移动。后来，克鲁格曼进一步将汇率目标区模式化，提出了汇率目标区模型，威廉姆森进一步发挥了汇率目标区理论，他提出了“BBC制度”。多恩布什和帕克将这一思想近年来的发展称之为BBC规则。为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货币当局要设立一个基础均衡汇率以便同国内经济、国际收支的长期趋势相适应，并且围绕这一可调整的均衡汇率设定较宽波幅，达到一方面保持汇率基本稳定，一方面使经济政策具有一定灵活性之目的。但基础均衡汇率计算很困难，而如果不能计算出合理的基础均衡汇率，目标区汇率的合理性将在根本上受到动摇。此外，汇率目标区体系应包括哪些货币，其宽度和调整频率应根据什么标准确定等一系列问题也不好解决，或确立起来具有很大随机性。
2． 从我国实际看。汇率目标区制度在我国实行有三大难题。（1）汇率目标区制度下的中心汇率难以确定。（2）资本流动性和投机冲击难以抵挡。（3）我国不满足实施汇率目标区的三个前提条件，这三个条件是：不同国家的目标值一致；竞争力水平的目标值必须与国内宏观经济均衡相协调；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调。
3． 从实践效果看。已经崩溃的全球性的汇率目标区—布林顿森林体系和目前正在运行的区域性汇率目标区—欧洲货币体系下的欧洲汇率机制是最著名的实践。从实践的效果看，布林顿森林体系无以为继，最终崩溃。欧洲汇率机制运行中也是困难重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无论是选择什么样的国家组成汇率目标区，其运行的制度环境与调节机制是无法与欧洲汇率机制相提并论的。
因此，本文认为，类似于汇率目标区制度的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是难以实行的，它既不会成为当今的选择，也不会成为汇率制度改革下一步的选择。
三、对单独浮动汇率制度的认识
1． 单独浮动汇率制度具有制度优点，主要体现在：一是均衡汇率水平完全由市场供求所决定，因而不会出现外汇的超额供给有超额需求的问题，外汇资金的利用服从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理，从而更有效率。二是由于汇率决定于市场的供求，资本的流出入只会引起汇率水平的升降，而不会改变货币供应量，使货币政策有了较大的独立性；同时，由于汇率水平的升降能够自动的调节国际收支使之达到均衡，降低了大量国际储备的机会成本，减少了中央银行对市场的频繁干预。三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的变动呈连续、轻微的态势，投机者的获利空间狭小，使投机行为相对减弱。
2．我国还缺乏将单独浮动制度理论上的优点转化为现实中的优点的实力。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宏观经济预期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还将继续进行，人们对宏观经济的预期也就呈现出高度的不稳定性。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依存度日益提高，国际间竞争的加剧，对我国经常项目的影响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加上金融领域的进一步开放，资本的流动性将随之增强，其结果对我国的货币供需产生影响，这些影响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因此，在我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预期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汇率也具有高度的易变性。如果贸然采取一步到位的汇改策略，走上浮动汇率的道路，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3． 单独浮动汇率制度也有其自身的缺陷。最大问题就是存在着汇率的过度波动或汇率的易变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并且使经济中面临的汇率风险增强。弗里德曼认为，浮动汇率制度之所以出现不稳定。主要是因为与之相关的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由于人们对货币供给、实际收入的预期决定着当前的汇率，如果人们的预期是不稳定的，汇率就会表现出易变性，且汇率波动的幅度会大大超过货币供给和实际收入的波动幅度。依据该理论，如果人们的预期是稳定的，汇率就应当是稳定的；而事实上则是，在大多数预期稳定或预期较大稳定的情况下，汇率仍然是易变的。因此，一般来说，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对外汇市场调控能力较强的国家，或是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较深，需要充分利用汇率机制调节作用的国家，比较适合采用这种汇率制度。
参考文献：
1．韩剑，徐康宁．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东南大学学报，2022，（6）．
2．裴平等著．国际金融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
3．许崇正．我国汇率制度的选择．中国经济问题，20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