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本是梁启超任教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所编的讲义，约撰于1923 年至1929 年之间。这本书被人们视为关于清代学术发展史的名著，突破了学案体的学术史著述模式，为学术史的撰著体例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全书共有16 个章节，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到第四章，综合叙述明末清初的学术变迁及其对政治的影响。第二部分包括第五到第十二章，这八章主要介绍对清学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名家巨匠的学术思想。总体来说，前两部分可被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分别从引论、总论、心学余波、经学建设、哲学、史学建设、程朱学派、颜李学派、自然科学等方面论述“清学”，以人物为中心，分析介绍其思想要点。剩下的第十三到第十六章曾被梁启超于1924 年6 月至9 月发表于《东方杂志》，并先后于1929 年、1936 年由上海民智书局、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至1932 年被收入《饮冰室合集》中。这四章被人们视为梁启超一直从事的中国通史或中国文化史研究中的清代部分。此书是一本有着百科全书色彩的清代学术史，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创新的作用，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也有可借鉴 之处。
第二篇：1.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学术与文化：变迁、整理与再造
——读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札记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人教091陆琦杨0901081017
一
梁启超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将目光投注到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即明清之际到民国初年的知识界，洞察学术演变中的潮涌和暗流，捕捉文化发展的大端与细节。
任公这一部讲义的第一节《反动与先驱》中开宗明义，指出其目的在于“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全书的结构就是在这一写作和讲演总目标的设定下组织、展开的。从“纵”的时间流动来说，清朝三百年“学术变迁之大势”主要勾画的是前近代星空下中国知识思想界亦即“学者社会”翻涌着的内在思潮和鲜活着的外向特征；以“横”的共同时空的角度着眼，清儒之学术并非宋明时期朱子、王学的自然承绪和单纯膜拜，而因明清易代、儒林分化、西学输入和人心思变等因素综合作用发酵，以致破除旧障、别创新境，以新的学者、新的方法、新的眼光、新的精神开有清一代学术风气，导三百年文化发展之主流，终如伟大漫长的地质造山运动，于战火焚天、兵燹屠城的时代荒虚之中隆起一座座奇崛瑰丽之文化巨峰——其于中华数千年文化史之“贡献的分量和价值”重逾泰岳，殊具特色。梁任公这部大书正是以这三百年的学术风云为线索，以明清至民初之学林诸巨擘大师为主体，纵论数百几至千种学者论著，为当时学生、后辈小子公允评述了清代学术各门类的成就，清晰勾划出清儒苦心孤诣用力之诸学科概貌。
二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分十六节，计二十余万字。通观全书，可以明显看出梁氏将十六节内容划分为相互联系的三大部分，着重论述了以下内容：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讲至第四讲，凡四节。在这几节中，任公擎笔指向清代学术变迁与当时政治环境、社会条件变化之影响（侧重于政治方面），将三百年间的学术流变总趋势提挈明。他指出“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
2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1以及还有一个较为特殊的支流“排斥理论，提倡实践”，认为其有着“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时代的先驱”之重要意义。第一节《反动与先驱》作为“楔子”，首先回溯宋明理学“明心见性”思潮对知识界思想圈的统治，继而论及王阳明学说末流积弊损害学术、戕害国是，造成明亡悲剧。厌倦王学末流、憎恶空谈心性俨然是新时代学术“大反动”的总根源，回归实际、注重客观考察自然成为学术界对时代要求的一种动态回应。于是，在“晚明最末的二三十年”中，初露了新学术时代的几大征兆：一）、王学自身的反动，刘宗周以“慎独”入手，舍空谈趋实践二）、自然界探索的反动，徐霞客、宋应星的著作代表了一种踏实精神，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少有的自然科学成果三）、欧洲历算学之输入，西方新学的输入为当时闭锁于世界之外的中国学术界带来了新鲜空气，促进了经世致用思想的传布和传续四）、藏书及刻书的风气渐盛，藏书刻书风气的盛行，是对当时空言讲学的反动，为后世学者提供了有益工具五）、佛教方1 任公对这一学术主潮的不足之处也看得分明：“可惜客观考察多半仍限于纸片上事物，所以它的效用尚未能尽量发挥。”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画报出版社2022年版），第1页。2 “排斥理论，提倡实践”最极致者当属被梁氏概括为“实践实用主义”的颜（元）李（塨）学派。
面的净土宗反动。宋明理学与禅宗关系深厚，净土宗的昌行，亦“从极平实的地方立定，做极严肃的践履功夫”并回过头来研究学理，在佛教领域扭转了禅宗“束书不观”之旧习。这对清代学术潮流的发展有着导向性和交互性的影响。
第二节至第四节为“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之（上）（中）（下），其主要内容大抵是明末清初至于清末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学术流变大势。梁氏本人从政十余年，于政治现象对学术界之影响颇为重视，以至于用了三节的篇幅来分别说明清代顺康转轨、于学术界极有关系者，就是顺治、康熙两朝对待士大夫政策的转变乾嘉盛世、嘉道以降三个时期的学术界概况。任公看到明亡对学界的莫大刺激：异族征服激发士林志气和学者对现实的关注，如顾、黄、王、颜等诸先生高擎“经世致用”的大旗帜，以绝大气魄对王学实行修正乃至革命，共同学术潮流的形成奔涌造成了清初时代学界的波澜壮阔。但这些前明遗老“大刀阔斧打开局面，但条理不免疏阔”。而康熙亲政后对汉族士子渐变高压政策为怀柔手段，皇帝本人亦向慕文化，倡导求学；兼之在清皇朝对全国的统治趋于稳固、社会日渐安定这一大背景下，以传入的欧洲历算学知识为重要推动力，开发出本土自然科学“新兴的机运”，推进了对人文学科知识（尽管还只是古典文献方面）的分析整理——由此，康熙二十年之后的传统学术界“日趋于健实有条理”，仿佛处在科学黎明的前夜。
然而随着康乾盛世的到来，清初众多的学派潮流逐渐衰熄，按照梁氏的划分，清初学术重要潮流约有四支：阎百诗、胡东樵之经学，开后来之乾嘉学派；梅定
九、王寅旭之历算书；陆桴亭、陆稼书之程朱学；颜元、李塨一派的实践学自然科学的火花乍燃瞬灭，经世致用之学沦为纸上功夫；而考据学独盛，百余年间名家辈出，以至成为清代学术文化的代名词。针对科学萌芽的衰灭，任公专重于政治原因的考察，也抓住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认为：一）、清朝袭用明代的八股取士，以科举制度扼杀了近代科学的萌芽；二）、耶稣会内部的分裂牵累了西洋学问的地位和输入。而对于“古典考证学独盛”问题的理解，除去“把科学媒介人的失掉了”和传统学者不尚“奇技淫巧”的习气，梁启超“拿政治现象来说明”：雍正、乾隆两朝君主专制空前强化，雍正帝、乾隆帝父子大兴数十起文字狱、禁毁书籍，实现了专制君主对知识界的钳制，并将学者的思想自由剥夺殆尽。在专制政治的重压下，学者们的聪敏才智“只有全部用去解释古典”，虽然“在文献上有意外的收获和贡献”，然整个学界的力量被长久消耗在几部古典著作上却是令人可惜扼腕。在学术史上，这股专务解释古典、忠实研究经籍的思潮被标识为“汉学”，在乾隆、嘉庆两朝全面占领了学术界，乾隆朝开四库馆，汉学派占据四库馆，压倒宋学，取得全面胜利，标志着乾嘉汉学的顶峰涌现出为后世学者津津乐道的“乾嘉诸老”汉学派中又可以分为两个支派：一是以惠栋为中心的吴派，标榜“信古”；一是戴震领军之皖派，追逐“求是”。此外尚有扬州、浙东二派，前者研究广博，后者最大贡献在史学上。乾嘉学者的学风近似于近世科学的研究方法，梁任公名之曰“科学的古典学派”，其对中国传统典籍的整理阐发之全面、之成就可谓空前绝后。按照梁氏举列的乾嘉学派工作的大概内容，有经书笺释、史料搜补鉴别、辨伪书、辑佚书、校勘等十三项，可谓精细而宏大。“总而言之，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合全国人的力量所构成。”
古语云：盛极必衰。古典考证学在经历了乾嘉时期的全盛之后就“渐渐蜕变，而且大部分趋于衰落了”。就政治形势与学术界的互动而言，嘉、道以降，文字狱渐趋平息，君主编织的网罗大为疏阔，对士大夫的思想控制稍稍放松，这为有识之士走出书斋，迈进社会提供了条件；乾隆盛世之后的清王朝面临着深刻的统治危机，社会矛盾尖锐、积弊丛生，引发了朝野普遍的“衰世”、“末世”之忧，令人不安的政治社会现实催促了清初经世致用精神的复苏，常州学派的新兴正是
这一新时期经世思潮之代表。龚自珍和魏源是这一新精神的杰出代言人“经世致用”的再生对统治着嘉、道年间学界的考据学造成了不小的冲击，预言着新时代的来临。咸丰、同治年间，全国或局部地区陷入长达二十多年的战争状态，内外交困，特别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其不仅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也令学术界受到波及，作为文化中心的江浙皖地区遭受战火洗劫，公私藏书荡然无存，未刊之著述稿本散亡不少，许多耆宿学者遭难殒身，后辈在应受教育之龄多半失学考据学“本已在落潮的时代，到这会更不绝如缕了。”以考据为本的汉学派又因门户森严、支离破碎而惹起人心厌倦，与之对立的宋学得到复兴；从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看，晚清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迫重开国门，洋务运动为发愤图强之目的而兴起，从内外因素上引发了国人学者对于西学的接触、讲求。而对外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条约之签订对国人精神思想之刺激绝大，“把空气振荡得异常剧烈，于是思想界根本动摇起来”——学术界的眼光遂渐从传统学术中的汉宋之争，今古文经之辩移向“外来思想之吸受”，进而演至“新”“旧”之论战，竟而牵涉政局变革、影响社会风气。
以上所叨叨絮絮之三百年学术流变，用第十节《实践实用主义》的开头第一句来概括就是：“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可谓简明至矣。
三
本书第二部分，包括第五节至第十二节，凡八节。第二部分篇幅最多，占全书十六节的一半。其分量亦十分重要，试图包举清初学界纷呈迭出之学术潮流及其代表人物，描绘出前现代时期波澜壮阔之学术黎明期气象。梁氏本人在第五节《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主讲黄宗羲，先导以孙奇逢、李颙，附之以浙东诸儒、李绂论及黄梨洲的《明儒学案》提出了著述学术史的“四个必要条件”：第一，全面性；“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概括性；“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客观性；“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人格呈现性。“要把个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参照这几项标准，第二部分的八节内容尚经受得起检验——这部分基本上将有清一代重要的学术学派和学者囊括其中，并以鲜活笔调还原其面相行迹，以简明言辞复刻其思想精神，三言两语即可令读者感受到传主人物的品格。任公著文常带感情，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亦然，但彼对各学派诸儒立论、批评都颇为中肯，其所居之位置甚为公允。试简述如下：
第五节《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以黄宗羲为中坚展开，简要叙述了明清之际至于康雍之时的王学之流风余韵。孙夏峰、李二曲等老辈以“倔强坚苦的人格”予“当时学风以一种严肃的鞭辟”；黄梨洲则以卓越的创造力在诸多领域奋发了中国十七世纪的学术热情：将王学的内观参悟功夫修正为外向实行主张1；写作具有朴素民主启蒙思想的《明夷待访录》；对《明史》之修成有大贡献，撰写两部学案等，堪称清代史学开山之祖；涉足经学、历算、文丛编辑诸多方面树先驱之旗帜；李绂则是清代王学最后一员健将，品格绝高，结束江右学派。
第六节《清代经学之建设》叙及四人，顾炎武、阎若璩为主角，胡渭、万斯大为附录。顾炎武为明清之际大学者，以巨大气魄破坏晚明空洞学风，高标“经学即理学”之旗帜，梁任公即以此称其为清学开山之祖。亭林先生学术之最大特色，“在反对向内的主观的学问，而提倡向外的客观的学问”，而其一生周游四方，1 黄宗羲将王阳明“致良知”之“致”字解释为“行”字，足见他厌恶晚明空疏荒废、清谈性命的学风，爱好实践考察的思维倾向。
践履实行，用严正的规律来规律自己，鼓吹学人的社会责任，擎起经世致用之大旗，将此一份理想人格和学问精神付之实现，真可谓后生小子如我辈者之模范。
除去人格精神上的指标作用，放在清初学术界，亭林的特殊功绩尚存三者：一曰开学风，排斥性命玄谈，专务客观研察二曰开治学方法，如勤搜资料，综合研究，参验耳闻目见以求实证等三曰开学术门类，如史实考订、音韵、地理、金石诸学皆由亭林肇端影响了清代学术的百年发展。亭林学问博杂，虽开有清一代经学之风气，但真正为清代经学第一人遗泽后世者，则阎若璩当之。阎百诗以一部《古文尚书疏证》揭露千年流传的东晋人梅赜所造之《尚书》证伪，开启了清代考据学的初生之门，疑古求是成为一时潮流，故而任公要将他视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
第七节《两畸儒》关注的是清初声光绝无的两位大师级人物：王夫之与朱舜水。王夫之隐居衡山，朱舜水东渡扶桑，皆在清初学林湮没无闻，但于后世声望日隆。任公讲清代学术，自然不会放过这两位隐身在历史背后的大师。拿顾亭林与王船山比较，二人既能破坏，又能建设。区别在于，“亭林建设方向近于‘科学的’，船山建设方向近于‘哲学的’”。王船山不似顾亭林那样排斥哲理，“一面极力提倡实行，一面常要研求最高原理”，其在哲学建设、史学评论、经学、佛学诸多领域建树颇大。而朱舜水人格“光明俊伟”，其学风“主张实践，排斥谈玄”，在日本大昌朱子学，“给日本全国人以莫大感化”，对日本“德川二百余年太平之治”和明治维新产生强力影响。
第八节《清初史学之建设》主要收束浙东史学一派，万斯同、全祖望为当时史学之翘楚，代表了学术江河之主流，附带讲论了清初其他的一些重要史学家、地理学家顾祖禹、顾栋高，马骕、吴伟业。万斯同师出黄梨洲，以为历史是“建设在正确事实的基础之上”，其功夫多半消耗在史料的搜集和鉴别上，这样一种实证的治史精神对后来历史学者影响不少。全祖望接续黄梨洲、万季野之学脉，集清代浙东史学之大成，其治史风格既有黄、万言传教训，又有自身峻严狷介品格之锻炼，大端有四：一者，重视史料的搜集鉴别；二者，不作空洞推论、尖巧臆测；三者，公平中立，无门户之见；四者，反对所谓“春秋笔法”和花哨的批评。以上治史精神与治学方法对于建设健实的史学实有莫大裨益。
第九节《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中，任公对官方主导之程朱理学不以为意，尤其鄙弃假道学先生们，孙承泽、李光地、方苞之流而对风格高峻，治学严谨之朱子学者则颇为钦佩本节即以张履祥、陆桴亭、陆陇其、王懋竑四贤为主线。梁氏点出：程朱学者之特出者，多半是独善其身的有学者色彩的君子，“对于学术上并没有什么新发明、新开拓”，论及办事能力多数亦是平常甚而平庸；同时，梁任公对于程朱学派之价值并未完全贬低：他看到，在“晚明心学已衰之后，盛清考证学未盛之前”的学界空白中，朱子学充当了“中间极有力的枢纽”，对于清初学术大反动的完成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但程朱理学搭配八股科举，全然扼杀知识界的活力，毒害人心风气，此令任公不得不下一定语：“清初程朱之盛，只怕不但是学术界的不幸，还是程朱的不幸哩。”
第十节《实践实用主义》重在叙述极端注重实践的颜（元）李（塨）学派。颜元习斋以“复古”为旗号，不宗程朱陆王，用一种猛烈的力度革除破坏旧学，摧陷廓清了传统学术的基础。颜习斋否认一切纸上学问和明心见性般的讲说，痛恨钻入故纸堆的使人病弱的读书求学。如此看来，乾嘉考据学派倒是另一层意义上的程朱陆王学，习斋若生在乾嘉间，必愤怒不已。从这个角度出发，颜习斋极端重视实行的作用，重行不重知，鼓吹“凡知识皆得自经验”，倡导“唯习主义”，以改良习惯、练习实务。这些主张都切中时弊，乃不易之论。只是颜习斋为古代圣王之教束缚住，在精神上已经踏入近世，但内容上还拘泥于上古三代的成法。这不得不说是时代的遗憾。李塨是颜习斋的学生，对师门偏弊之处多有补救，品格高洁而有志趣。
第十一节《科学之曙光》专讲清代历算学家。盖算术、历法为古代中国少有受到重视之科学门类，又是科学之基础。清代里算学大盛，在西洋历法传入后，获得了极大之发展。王锡阐、梅文鼎二人即为个中扛举大旗人物。其中梅定九以博大之姿开拓历算研究的新层次新境界新途径。按梁氏所说，梅定九在学术界之贡献成绩在于：第一，使得历学脱离占验独立；第二，开创对历学历史的研究；第三，将历学建设在数学基础之上；第四，致力于普及历算学；第五，严格求是，研究古算书，“力求本国学问的独立”。
第十二节《清初学海波澜余录》在前述几节之外，捕捉历史中那些匆匆而过的身影，将目光投注到主流思潮之外的角落，介述了方以智、陈确、潘平格、费密、唐甄、胡承诺、刘献廷、毛奇龄、朱彝尊、何焯、钱谦益、吕留良、戴名世等十余人的经历、学术，呈现了程朱陆王、顾黄颜李、考据历算之外的清初学界“方面之多与波澜之壮阔”景象。
本节最后一句：“乾嘉以后，号称清学全盛时代，条理和方法虽比初期致密许多，思想界却已渐渐成为化石了。”将乾嘉学派时期的思想界情况轻轻掠过，宣判了“无足轻重”的罪名。讲义就转而进入下一部分了。
四
本书第三部分，包括第十三讲至第十六讲，凡四节。此一部分专讲清儒乾嘉学派整理旧学典籍、发挥“实事求是”精神之成就。依据学术门类之相近，分为《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之
（一）、（二）、（三）、（四）四节。如果说，第一部分的主题是学术潮流之变化，第二部分的主角是清初学界诸大师，那么，第三部分的主要内容就是乾嘉考据文化的总成绩总遗产之一：书籍，四节内容皆介绍各方面各领域的专门著述与经典之作。
第十三节讲经学、小学现在所谓的文字学及音韵学方面的清儒著述。
第十四节论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的成绩，兼总结校勘法、辨伪术和鉴定辑佚书优劣之标准。
第十五节谈史学、方志学、地理学和谱牒学的发展状况。
第十六节说及历算学及其他科学、乐曲学的发展情势和成就。
一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也就在梁任公感叹杨宗稷研究琴学之价值之后落下最终的句点。而如何继承清代学者们的求是精神和考据方法，开拓新的学术领域、发扬中西结合的优势，创造中国学术的又一个春天，却是梁任公这部学术史向我们提出的世纪之问了。
2022-8-25
第三篇：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
（一）散章 静嘉张读书笔记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又任公，斋于饮冰室。由文首解释，这是一部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的讲义。上追晚明，即清代学术的先河，下至民国十年，晚清学术之末，终始之间约三百年，故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说起来任公个人著作我之前读的不多，倒是在他列的国学入门书单指引下读过几本书。但这样一个在近代有重要地位的大学问家，不论因为学术影响或者政治原因及其他，我们大多在心里对他有些印象。学生梁实秋为任公写过一篇流传颇广的《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说任公上台讲课前第一句话是“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的”,说完眼睛上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真是谦逊而又自负的话。先生他博学强记，讲课旁征博引能大段地背书，有时候卡住停下来用手指敲打着自己的秃头，学生们都紧张地屏息，直到他随后又流利地背诵起来。更有趣的是，任公讲演到兴致高潮，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讲到《桃花扇》的“高皇帝，在九天，不管，”任公当一众学生涕泪交错不能自己，学生们也被引入情境，心有所悟。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任公在涕泪中又大笑了。
我看到有学者讨论治学境界说过一段话，其大意为如果忽略体认自得的实践而空谈理论，那就无法掌握学问的真谛，而就学术实践而言，如果只是研究阐明，不能用切至的功夫去体认终究无法得起真髓。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才能有所得失，不作隔阂之论。我想梁任公定是有足够的学问境界，怀陈寅恪所言“同情之了解”,才有如此动人的魅力。所谓二流的学者看能力，一流的学者看胸怀，大致如此。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起首一节为《反动与先驱》先由明代阳明学末流讲起，王学自形成起一代代支流颇多影响甚大，从学术发展规律上来说每一学问发展缘起都有其生气勃发开阔明朗的时候，而后学问思想形成稳定便趋于陈腐衰微。就阳明学来说因他有致良知谈心性的旗帜口号，吸取禅宗经验在格物致知外反求我心，便到了末期产生一大群不肯用功，不治学问的人，却持良知心性忝在阳明学门下，风气很坏。我想他们并非不知王守仁在悟出良知心性前有多少格致的功夫，只是庸儒无力深研罢了。所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虽然王学之末流学问没做好，但明清之际受此影响竟出了不少有品格的烈士。梁任公在《反动与先驱》中又提出，“这种反动，不独儒学方面为然，即佛教徒方面也甚明显。”宋、元、明三朝就像除禅宗无佛教，他举出三位大师即莲池、憨山、蕅益，他们提倡净土宗，有反禅宗精神。这涉及三朝佛教界主流禅宗的渊源，也有禅净之争的问题。“禅净优劣本来很难说——我也不愿意说，但禅宗末流，参话头，背公案，陈陈相因，自欺欺人其实可厌，莲池所倡净宗，从极平实的地方立定，做极严肃的践履工夫。”我觉得任公这一段分析是极有见地和洞察力的，“禅宗末流，参话头，背公案，陈陈相因，自欺欺人其实可厌”,就我的阅读了解，禅宗走向各种变化多样的打机锋辩论游戏，说是明心性求悟道，但宗下各派流的佛理根基与心性修短不同，难免有许多走向轻薄偏颇甚至自欺欺人。任公短短一句话批评准确深刻而有力，若非有全面的学识和总体上对学术史的把握能力，不能写的这么精辟独到。
梁任公写到这一点对我很有提示，我对禅宗有些许简单了解，但总是理不清脉络。从历史的角度看禅宗后期发展，禅宗束书不观走向虚浮，净土便以实学原典这样根本的学问修持来做矫正。了解这一点很有助全面理解禅宗。而实学的意义如楼宇烈在宗教研究讲记中所说，没有深入佛学学理的研究是没有所谓顿悟的。
书中梁任公用三章写了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很有趣地，梁任公引用佛家概念来叙说。“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
一、启蒙期，生；
二、全盛期，住；
三、全盛期，异；
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在这里任公论了一，清朝对儒生的政策，即分阶段地利用，高压，怀柔。二，科学的兴起与中止，即中国的八股，西方教会乱入皇室斗争而失败。科学发展失败的一个原因竟然是教会高层乱入政治斗争失败，这让我不禁对那陈腐的封建盛世什么都要卷入政治泥淖，产生一种巨大的失望。三，清初学派甚多而后转入考据一门，学风由蹈空转入实学，而封建高压和思想控制是主要原因。四，考据没落，社会政治各种乱事带来思想界异动。
可以说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影响是本书中梁任公着力讨论的，而确实，这是个重要的问题。每朝的学问有每朝的特点，在封建社会集权下，学术被一种从上而下的干涉力影响，从来只有有限范围的自由。远者焚书坑儒然，独尊儒术亦然；近者，元朝蒙古族主中原，汉族知识分子毫无地位；满清治中国，拥兵入关，先屠后治。强兵虽得胜，无法治国便对知识分子先打压，打压不成而怀柔。统治时期更是各种高压黑暗政策，明史案，文字狱不忍说，修《四库》不异焚全书。清人考据学成就高，搞小学搞朴学搞古经，实在是无法做学术只能把精力总在别处。即使是沿脉络从上古各代梳理下来，清代学术有功力而小思想成就的特点也是很明显的。然我们也看到学术的生命力在于，稍有自由空气，它便活跃起来。有一点很有趣，梁任公自己写学术史，而这一段自己也是史中人，公车上书，康梁变法。清末新气象潮流，梁启超办《时务报》，鼓吹革命，输入外国学说。
梁任公的博学通识，全面的把握能力，精要的分析见解，洁雅的文字，都令人十分佩服。应该说大多数学者从自我学识到写作之间是有距离的，学术作品的写作又是另一个异于学术能力的事情。而就选《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来细读，梁任公实在高超！这本学术史的另一个特色之处是任公选写主要学者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万季野等，在这样的组织方式下由学者写了阳明学，经学，史学程朱等，更延伸到实践实用主义，科学曙光。这样写学术史很特别，写作方法大概取于史记纪传体。每章节都有一定的独立完整性，喜爱某个学者可以抽出单读，学术史有了一种精神传的味道。譬如写梨洲先生，任公笔力深邃，其治学路径，其学问成就，其人格德行，昭昭然。偶有间其语录，相得益彰，更显出任公学问厚积让人佩服。如写到阳明学传人孙夏峰时引出《夏峰语录》“诸儒学问，皆有深造自得之处，故其生平各能了当一件大事。其间虽异同纷纭，辩论未已，我辈只宜持平心探讨，各取所长，不必代他人争是非胜负也。一有争是非求胜负之心，却无前人不相干，便是己私，便是浮气，此病关系殊不小。”我觉得这诚求学问之心，太令人敬佩了，风格之高值得我辈学习。这些经由任公筛选的语录闪着古人思想的光芒，值得抄录以为座右铭。比如顾炎武之“某虽学问浅陋，而胸中磊磊，绝无阉然媚世之习！”在这些部分外，梁任公还录了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举有经学、校注古籍、史学和历算学等。
读完此书，感到胸中磊磊然精神。我把这本学术史推荐给几个朋友，说这是一本值得细读的书。梁任公笔下学术为本，学人精神卓然突出，这高出一本学术史的价值之外。我想到梁启超本人，号饮冰室主人。所谓饮冰，含义“十年饮冰，难凉热血”.饮冰二字出自《庄子？人世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余光中观饮冰室书斋说：“其室饮冰，其人犹热。”这不需解释，忧国忧民，心急如焚，心怀阔大，前辈学人就是这样做的吧！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
（二）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孙钦善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的改良主义者，1898年与康有为一起倡导维新，发动戊戌政变，二人并称“康梁”.梁启超早年即热衷于史学的探讨，不时有论著发表。晚年在清华大学等校讲学，得以集中时间和精力进行学术研究，写了不少学术著作，如《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儒家哲学》、《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成为著名的学者。
一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梁启超的学术著作中占据重要地位，与《清代学术概论》关系密切，实为姊妹篇。《清代学术概论》撰成于1920年10月，他本是梁启超与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所做的序言，曾以《前清一代思想史之蜕变》为题，连载于1920年11、12月出刊的《改造杂志》3卷之3、4、5期。次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改为今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原为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任教时所编的讲义，始撰于1923年冬，约于1925年春完成全书。其中《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的四章，曾单独连载于1924年6月至9月出刊的《东方杂志》21卷之12、13、15至18各号。以全书出版的版本有1929年上海民智书局版、1932年中华书局《饮冰室合集》版（第17册）、1936年中华书局单行本等。1983年朱维铮作了校注，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与《清代学术概论》合刊的《梁启超论清史二种》本。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实际是清代学术史，为述及清代学术的前因与后变，故首尾包括了三百年的时间。关于这一点，开宗明义，在本书开头就作了交代：“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与价值。为什么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呢？()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作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今年是公历1923年。上溯到三百年前至1623年，为明天启三年，这部讲义就从那时候讲起。”他还说明了此书与《清代学术概论》的关系：“我三年前曾做过一部《清代学术概论》。那部书的范围和这部讲义差不多，但材料和组织很有些不同。希望诸君预备一部当参考。”这说明两书的宗旨和内容是差不多的，只是写法有所不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无自序，其写作宗旨可以从《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中间接了解到。《清代学术概论·第二自序》之
（二）说：“久抱著《中国学术史》之志，迁延未成。此书既脱稿，诸朋好益相督责，谓当将清代以前学术一并论述，……于是决意为之，分为五部：其一，先秦学术；其二，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其三，隋唐佛学；其四，宋明理学；其五，则清学也。”由此可见，本想写五部构成序列的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为其中的一部。又之
（三）说：“本书属稿之始，本为他书作序，非独立著一书也，故其体例不自惬者甚多。既已成编，即复怠于改作，故不名曰《清代学术史》，而名曰《清代学术概论》，因著史不能若是之简陋也。五部完成后，当更改之耳。”由此可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相对《清代学术概论》而言，实即“更改”之作的《清代学术史》，之所以不称《清代学术史》，盖因其他几代的学术史没有完成，没有并称的必要，而之所以以“三百年学术史”命名，前引该书开宗明义的话已经说明。
二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内容丰富、全面，前后两大部分，一纵一横，反映了清代学术发展的来龙去脉和各个方面。
全书共十六讲，前十二讲为“纵”的部分：第一讲《反动与先驱》为“楔子”,分五点说明了“明朝煞尾二三十年间学术界所发生的新现象”,即“舍空谈而趋实践”,由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务虚的心学，向务实的考据学发展。第二讲至第四讲，分别为《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之（上）（中）（下），就政治对学术的影响，分期历述清代学术的发展。（上）讲述清初期，包括顺治、康熙两朝。从清政府对汉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政策着眼，大概分了三期：第一期，顺治元年至十年约十年间，利用政策。第二期，顺治十一二年至康熙十年约十七八年间，高压政策。第三期，康熙十一二年后，怀柔政策。认为“除第一期没有多大关系外，第二期的高压和第三期的怀柔，都对于当时学风很有影响”,致使由“前明遗老支配学界”,倡“经世致用”、“"日趋于健实有条理”的考证学，“其时学术重要潮流，约有四支：
一、阎百诗（若璩）、胡东樵（渭）一派之经学，承顾（炎武）、黄（宗羲）之绪，直接开后来乾嘉学派；
二、梅定九（文鼎）、王寅旭（锡阐）一派之历算书，承晚明利（玛窦）、徐（光启）之绪，作科学先锋；
三、陆桴亭、陆稼书（陇其）一派之程朱学，在王学汉学之间，折衷过渡。
四、颜习斋（元）、李刚主（塨）一派之实践学，完成前期对王学革命事业而进一步”.（中）讲述清中期乾嘉考证学，此期“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学术界全部几乎都被他占领。但汉学派中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吴派以恵定宇（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帜，我们叫它做‘纯汉学’；皖派以戴东原（震）为中心，以求是为标帜，我们叫它做‘考证学’。此外尚有扬州一派，领袖人物是焦里堂（循）、汪容甫（中），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广博；有浙东一派，领袖人物是全谢山（祖望），章实斋（学诚），他们最大的贡献在史学。”（下）讲述清末、民初三四十年间，包括洋务活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学。第五至第十二讲“将各时期重要人物和他的学术成绩分别说明”:第五讲《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论述黄宗羲，附论孙奇峰、李覜、、余姚王学家、李绂等；第六讲（淸代经学之建设》，论述頋炎武、阎若璩，附论胡渭、万斯大卜等；第七讲《两畸儒》，论述王夫之、朱之瑜；第八讲《淸初史学之建设》，论述万斯大、全祖望，附论初期史学家及地理学家；第九讲《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论述张履祥、陆桴亭、陆陇其、王懋竑，附论其他；第十讲《实践实用主义》，论述顔元、李埭，附论王源、恽鹤生、程廷柞、戴望；第十一讲《科学之曝光》，论述王鴒阐、梅文鼐等，附论其他；第十二讲《淸初学海波灑余录》，论述方以智（附黄生）、陈确、潘平格、费密、唐甄、胡承诺、刘献廷、毛奇龄（附朱彝尊、何焯、钱谦益）、吕留良、戴名世等。以上属于纵论，又可分为两部分：前四讲以时期论，第五至第十二讲以学派及人物论。全书后四讲为横的部分，分学科论述：第十三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一）》，论述经学、小学及音韵学；第十四讲《淸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二）》，论述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第十五讲《淸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三）》论述史学、方志学、地理学及谱谍学；第十六讲《淸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四）》，论述历算学及其他科学、乐曲学。在横的部分中又照顾到纵的历史线索。总之，本书不仅内容丰 富，而且谋篇布局纵横交错，颇具章法。
三
梁启超写作此书，既不是闭门造车，又不是蹈袭他人，而是较好地处理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首先，关于学术史的内容和体制，他总结、吸收前人的经验，而 又作了别开生面的创新。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三）·学术史之编著及其他》中，他对学术史之作，作了历史的考察，认为“旧史中之《儒林传》、《艺文志》，颇言各代学术渊源流别，实学术史之雏形”,“及黄梨洲《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出，始有真正之学史，盖读之而明学全部得一缩影焉”;他还对有关清代学术之作，作了特别考察和评论，说叙清代学术者有江子屏（藩）之《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国朝宋学渊源记》三卷；有唐海镜（鉴）之《国朝学案小识》十五卷。子屏将汉学、宋学门户显然区分，论者或病其隘执。……二书中汉学编较佳，宋学编则漏略殊甚，盖非其所喜也。……子屏主观的成见太深，其言汉学，大抵右元和惠氏一派，言宋学则喜杂禅宗。观《师承记》所附《经师经义目录》及《渊源录》之附记，可见出。好持主观之人，实不宜作史，特其创始之功不可没耳。唐海镜搜罗较薄，而主观抑更重。其书立‘传道’、‘翼道’、‘守道’三案，第其高下；又别设‘经学’、‘心学’两案，示排斥之意。盖纯属讲章家‘争道统’的见解，不足以语于史才明矣。“总结历史是为了学习经验，汲取教训，超越前人。在同书第五讲中谈到《明儒学案》时说广著学术史有四个必要的条件：第一，叙―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出来，令读考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梨洲的《明儒学案》，总算具备这四个条件。”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正是自觉努力这样做的，而且他的观点比古人更为先进和高明。
其次，在此书具体内容的各个方面，梁启超也总是注意在借鉴前人的成果的基础上加以开创。例如关于清代学术的分派，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两书明显分为汉、宋两派。至于乾嘉时期的学术，江藩亦有两派之说，如《汉学师承记序》云：“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此为学分吴、皖之始。至章学诚，在《检论·清儒》中把乾嘉学派分为吴派、皖派、浙东派、扬州派，其后又述及桐城派与朴学分途，今文家与朴学对立。梁启超对此有所继承和发展。又如关于清代学术的分科，戴震有义理、文章、考核三学之说（见段玉裁《戴东原年谱》、《戴东源集序》）“,王鸣盛有义理、考据、经济、词章四学之说《王戆愚先生文集序》，《西庄居士始存稿》卷25），龚自珍有训诂、校勘、目录、典章制度、史学、金石、九数、文章、性道、掌故十学之说”阮尚书年谱第一序“,皮锡瑞论清学的主要成就有辑佚、校勘、小学之说（《经学历史〉第十章），等等。梁启超对此亦有所继承和发展（见《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对每一学科的论述也是如此，如关于校勘，他已总结出四种方法，虽不如后来陈垣的”校勘四法“精密，但已比较全面；又如关于辨伪，他总结出系列的方法，比胡应麟的”辨伪八法“更有发展，并且在后来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又有所前进。具体辨伪成果也是如此。在辑佚方面，他也能借鉴前人成果而有所发展。他认为清代”辑佚之举，本起于汉学家之治经“,继之以从《永乐大典》辑佚书向上一步之辑佚，乃欲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中曾经著录而今已佚者，次第辑出”,甚符实际情况。他还全面地总结了辑佚方法，揭示了佚书材料渊薮，规定了辑佚书优劣之标准（出处详明、求备、求真、求还其本来面目甚有指导意义。其他方面，继承与创新的例子亦多，不一一列举。
四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全面论述了清代学术的复杂内容，并且抓住了其特色，即以古典考证学为中坚，为正统。对这一特色的形成原因，也作了认真的分析。因此，此书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但是也还存在一些局限，而且往往是成就与局限并存于同一成果上，需要仔细分析，恰切评价。例如关于清学起因的探讨，他能比较客观地考虑到各个方面，在解答“为什么古典考证学独盛”之问题时说明季道学反动，学风自然要由蹈空而变为核实一由主观的推想而变为客观的考察。客观的考察有两条路：
一、自然界现象方面，二、社会文献方面。……文献包括范围很广，为什么专向古典部分发展，其他多付阙如呢？问到这里，又须拿政治现象来说明。“（《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这里虽然谈到历史原因，最终还是归结到造成人人自危的髙压政策。他还触及到古典考证学兴盛的社会、经济原因，说：”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乾嘉间考证学所以特别流行，也不外这种原则罢了。“（同上〉但总是把主要原因归结到政治、文化上髙压与怀柔的两手政策。实际上以古典考证学为主的清代学术，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古文献学内部考据传统的推动，其次也直接与在明代衰亡之后学界对空疏心学的检讨与批判有关。以文宇狱为代表的髙压政策和稽古右文的怀柔政策，当然也有影响，不容忽视，但作为外因，始终未占据主要地位。理由是：第一，两手政策主要用来对付反满的民族矛盾，其在清初似乎对学界未起到多大作用，因为清初的知名学者，大多坚持民族气节，既不怕压，又不受拉拢；两手政策在考证学发展髙蜂的乾嘉时期似乎已无意义，因为当时学界对已完全接受中原文化传统、并且取得经济发展、国势稳定的满族统治者，已经认同。第二，清代的髙压政策，始终没有用来主要对付离经叛道的异端思想，而学界主流在维护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正统思想上，与统治者又毫无二致。当时虽有沸沸扬扬的”汉宋之争“,但主要表现在学术方法上，而不在意识形态上，如作为正统考证学派的代表人物惠士奇，在自家红豆山房楹联上就明确写着：”六经宗服（虔）郑玄百行法程朱。（《国朝汉学渊濂记·前记》）说明在治经方法上宗尚以服、郑为代表的汉学，而在道徳行事上则广、完全奉行程朱理学。强调高压因素，与清末改良派、革命派中的反满思潮有关，如章炳麟就是如此。梁启超本来就是改良派人物，加之在清朝被推翻已达十年之后写此书，持这种观点也不奇怪。实际上这是一种片面、不当的观点。又如认为清代学术的主流和特色是古典考证学，这种把握是准确的；但又把考证学兴盛的清代视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则在实质上偏离了实际情况。如前所说，清代考证学派在意识形态上并未超出封建主义范畴。再如此书在内容上堪称广博，这是成就；但在一些方面又不够精深，这又是局限。面对广博的学术领域，梁启超并不否认他自己的不足，书中屡称自己是“门外汉、如关于历算、《水经注》等》，难免”粗浅的推测“或”粗浅之说",颇有自知之明。此外，此书材料非常丰富，但在引用上又有不少疏误，朱维铮校注多有指明。
一般认为，梁启超的学术风格是髙屋建瓴，洞察敏锐，博大有余而精深不足。《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典型地体现了梁启超的学术风格，此书虽然有失，但无论从历史意义上看，还是从现实价值上看，都不愧为经典之作，只要我们善于研读，定会受益无穷。
来源：文史知识，1999,（第1期）。
第四篇：毛概 马克思近代史读后感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读后感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
在繁忙的大学生活中，我很少静下来读一本书，尤其是一本政治经济或者思想哲学的书目。然而这次咋图书馆里，借阅了这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突然发现，静下来读一些自己本来不感兴趣，毫无涉猎的文字，也是一种对生活的提升，尽管并没有读完就写下这篇读后感，但所能感受到的是一个历史人物对学术认真的研究与总结的态度。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梁启超先生所写，这部著作主要对明末清初的学术界代表人物以及清代的学术先救成绩做了系统性的介绍和总结，这部著作是梁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影响深远，是研究晚清学术史的重要著作。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光绪举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 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
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年轻时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更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
一、中国最早把西方史学与中国传统学术结合起来的学者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他学问渊博，贯通新旧中西。他的文章极其动人。严复称“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梁启超评说自己的文章“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梁启超讲义的语言平和亲切，他的博识和敏捷思维以及引用的典故都让原本枯燥的历史活跃起来了。梁启超指出清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只可惜当时它的效用并没能尽量发挥；另外，其中还有一个支流，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他以现代的理念研究传统学术史，总结近三百年来的学术成果、学术体系形成的过程和各个名学者的成就，凝聚着他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对现实世界的体验反思，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思索。这不仅表现在他以清学为宋明理学的全面反动为理论基础来疏理清代学术史，还表现在他对西学传入和传统国学未曾讨论过的自然科学的关注。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梁启超先生在各大学任教期间关于明朝末年至中华民国初年中国学术思想的变迁史演讲的讲义。后来被整理成书。这本书介绍了清代学术理路与乾嘉汉学的具体成就，详细论述了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清初各学派的建设和主要学者及其成就、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等问题。
与他的其他著述一样，这部学术史也是怀着一腔热血写就的。梁启超以现代的理念研究传统学术史，总结近三百年来的学术成果与学术体系的过程，也凝聚着他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对现实世界的体验反思，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思索。这不仅表现在他以清学为宋明理学的全面反动为理论基础来疏理清代学术史，还表现在他对西学传入和传统国学未曾讨论过的自然科学的关注。梁启超认为，明末至清季这三百年学术史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相似，具有启蒙意义。其间，他以担当时代文化启蒙先锋为己任的心路也历历可见。他评述说，这三百年学术界所指向的路，是对于从前很有特色而且有进步的，只可惜未能贯彻其全部精神，“以后凭藉这点成绩扩充蜕变，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的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
梁启超先生的这本书，共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着意于介绍明末清初的学术前辈，对前辈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范畴都进行了分类，将同一时期或者是同一领域的前辈放在一起，在对比中来了解前辈的思想异同和学术地位，后半部分是对清代学者对旧学整理成果的综述，共分为四讲。我所读的主要是前半部分关于人物的综述。
首先，第一部分，反动与先驱。这一讲是对这个时代学术特征的综述，首先是三百年前的学术综述，在六朝隋唐物质文化极大发展得前提下，以及隋唐以来印度佛教各派教理的输入，是的儒家的道学和佛教的禅宗，成为宋元明清思想界的全部代表。梁先生认为：近三百年的这个时代的学术潮流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王阳明王学的兴盛后又极衰，后世形成了王学继承者与反王学者之战，在此基础上，侧重客观的学术方法应运而生。第二部分，清代学术的变迁与思想政治影响。这个部分由三个小部分构成，回答了三个问题。首先，学术思潮的变迁的动力问题，一方面，由于其学术思潮有自身成熟的发展过程，要依次经历启蒙，全盛，蜕变，衰落四个阶段。另一方面，环境的变迁也对其有着深远的影响。其次，为什么同为使用学问，科学在这一时期衰落，而考证学一路发展。这是因为清朝有八股制度，这种制度是科学不兴起的一个原因，另外耶稣会内部的分裂使得传教事业遭到禁锢，是中国学术界失去接近欧洲的机会，使得科学得不到发展。然而，咸丰同治年间，清朝遭到最大厄运，洪杨起义的打击等等原因。使得考证学成为清朝学术的正统。
第三部分，阳明学派的余波。这一部分是对阳明学派继承者的介绍，阳明后人对杨明学惊醒了修正，使得其继续得以发展。并且介绍了梁启超对三位学者的敬佩之心。
第四部分，清代经学之建设。清儒的经学和汉儒宋儒的根本都不同，清儒的经学其实是理学，梁先生将顾炎武先生推至清学的开山之祖，也是对他极为推崇的。
梁启超先生还介绍了一位学术人，令我印象深刻，他是万历年间的朱之瑜，他是王阳明，黄宗羲的同乡，他一生无意做官，明朝灭亡后，他随南明转战各地，后与冯京第到达日本，在日本居住了七年，日本宰相德川光国，请他到日本东京。朱之瑜以他光明伟岸的人格，平淡朴实的学问，在日本有极其广的影响。朱之瑜的学风，主张实践，排斥谈玄，他的学问是以实用为标准，这本书内容涵盖面极广，文章共有十六目，内容涉及对不同时期学术趋势的分析，如阳明学派、经学、史学、程朱学、实践实用主义等，对清初诸大师，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的研究，还有对先前忽略的方以智、费密、陈确等人的表彰，当然，最有分量的莫过于最后四目中对清代学者整理旧学总成绩的专题探讨。
梁启超先生将进化论引入学术史的研究领域，研究的触角把清代学术发展史视为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我想这应该是我们现在弘扬的“大历史观”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因为这样，梁启超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远胜于前人。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方法和学理根据，对于那三百年的学术史，先生的态度是“总而言之，这三百年学术界所指向的路，我认为是不错的——是对于从前很有特色而且有进步的，只可惜全部精神未能贯彻。以后凭借这点成绩扩充蜕变，在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的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这回研究的微意”。
我想对待学术研究，能够摆脱门户之见的绊羁，敢于推翻自己的论证，重新正确而冷静地审视自己所亲历的学术史，这样的客观而冷静，才是一个杰出的史学家所必须的品质。我想，这也是值得我们当代学者们反思与借鉴的地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成就我们的学术史学。
第五篇：《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读后感
《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有感
原创： 复兴
最近看有关古代解剖与早期中医理论形成的资料，涉及经络理论部分，友人便推荐看黄龙祥，于是借来了这本《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随翻即受益匪浅。
黄师从经络学说的起源与内涵入手，旁征博引，史料详实，其以手阳明脉为例阐述学说建立的历程：古人在长期脉诊实践中发现，大指次指间（合谷穴）至手腕桡侧阳面（阳溪穴）诊脉处可以诊候口齿部病症，同时针灸这一区域又能有效治疗相应的口齿部病症，古人将事实、规律与推测、理论交织在一起，因此，经络学说中带有很大主观推测成分的“解释”成分是以一种貌似客观性描述的形式出现，它遮蔽了含有较多实践成分的“规律”部分，而在中医学说中，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并非只存在于经络学说之中。同时，中医学说“规律”更为常见的情况是既有来源于实践总结的成分，还有主观的成分。主观成分又有两种情况：其一，用想象、猜测充填缺少的事实以构建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二，并不缺乏客观事实，但为了维护体系的完美，采取“削足适履”的方式对事实进行剪裁、修饰。因此，提出本书的核心观点即古代经络学说即古人对人体特定部位之间特定联系的一种解释，它的精髓在于其中的观察对象本身——人体上下内外联系的规律，而不在于其直观、类推式的理论说明——十二经脉循行线。同时，中医学说科学价值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该学说中“规律”部分的实践含量，而不在于其对于“规律”的解释以今天的标准衡量是否合理。
在本书经络部中详述了经脉概念的形成与经络学说的建立，试概述如下：
首先，参考《灵枢》、《甲乙经》等文献，经脉的概念源于脉诊，对比十二经标本部位与三部九候脉诊部位可以发现，手太阴、少阴、阳明，足少阴、足阳明之本的部位与三部九候相应的脉诊部位完全相同，可见十二经标本原本是脉诊部位。在上下二部脉中，腕踝处脉可诊远隔部病症故称“本”,相应的上部脉称为“标”或“末”,《灵枢》中“人迎”与“寸口”以及《伤寒论》“人迎”与“冲阳”即是此例；
其次，古人发现手足腕踝处脉可诊断局部病变，还可诊断远隔部位的病变，而后在实践中发现刺灸局部还能治疗相应病症，说明两者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因此，古人从上下相应的两脉相联系，()形成最初简单的“两点连一线”的经脉循行线，参考连线上的其他脉动处，描绘出一幅与马王堆出土帛书经脉文献记载酷似的静脉循行图；
最后，在古人观念中，“经脉”虽不可见，但其“出”于体表之脉动点可见，体表这些脉动点的轨迹便是“伏行分肉之间，深不可见”之经脉的走行分布。《灵枢·经脉》篇十二经中不少分支正是为实现一个内外相连、上下相贯的复杂经络网络系统而增设的。而这类设定是汉代“天人相应”哲学思想影响下的产物。
此外，还对针灸的实验研究感到了深深地困惑与忧虑，一方面，流传至今的经络文献中因种种原因有一部分经文是错误的，却也能得到实验结果的支持；另一方面，古代文献并没有错，但实验研究者不能正确理解，根据片面、错误的理解所设计的实验也能得到阳性结果。
本书有点大部头，上文只是概括了“经络部”一个章节，专业性较强，因愚本非针灸专业，也只能浅尝辄止，但独到见解确实令愚豁然开朗，不禁慨叹此书不仅从业针灸者必读，凡中医业者皆应读之，方能于杂乱的中医学说之中有所超脱与感悟。
文末想到一则故事——叶公好龙，中医业者大都喜欢无比骄傲和自豪的鼓吹中医的伟大，其理论不知比西医先进几千年，然而诸君若知道中医的本来面目并非如此耀眼，甚至粗鄙不堪，问君是否还会如此热爱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