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提高突发敏感事件的预防和处置能力
从我做起，切实提高学校领导应对突发敏感事件的能力
江苏省无锡立信中等专业学校虞伟民
上学期开学初，我们立信成教学院有学生通过网络投诉个别班主任的管理方式欠妥，《现代快报》记者立即到学校进行跟踪采访。当时成教学院的老师和管理人员有些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应对，甚至有些想回避或拖延的方式，尽量不与记者接触。好在成教院的负责人及时与我进行沟通，基本介绍了实际情况。
事情是这样的，成教学院的个别班主任老师为了强化班级学生的教学秩序管理，与学生干部商讨制订了一个自我管理的制度，对迟到早退的学生进行罚款处理。有的学生很反感，觉得这样的班级管理制度不合理、难以接受，现在的大学生法制意识、维权意识都很强，就向媒体进行了投诉。
了解情况后，我本想向校长和书记进行汇报，商量如何接待报社的记者。可是了解到校长书记在外学习开会，而记者已经在校内了，来不及再和有关方面进行商讨对策。我凭借以往的工作和类似事件的处理方法与经验，接待了《现代快报》的陈记者。
《现代快报》在无锡地区属于非主流媒体，但是影响不小。不少本地区的及江苏地区的偶发事项，经他们的跟踪联系报道曾经产生过轰动效应，所以一般的学校领导对《现代快报》记者的光顾心中都比较发憷。我与陈记者交换了名片，听他说明了来意，我按照以下思路向他作了介绍性叙述：
一、我们了解到学生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确实个别成教本科班制定了对学生迟到早退罚款的班级制度；
二、这种班规不管班主任是想通过此类规定强化教学秩序，还是因为年轻班主任缺乏经验，想引导学生加强自我管理的出发点，我们认为这种“以罚代管”的方式是违反了学校的相关规定的，学校是坚决反对的；
三、我们已经对个别班主任的这种错误做法进行了严肃批评，并责令其整改；
四、学校一贯主张从正面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的性，增强组织纪律性，1
严守学习纪律。同时班主任老师要加大正面的宣传教育力度，明确学习考核制度，并取得家长的理解和支持配合，督促学生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
五、我们也欢迎媒体朋友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和掌握各方面的信息，支持我们不断完善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工作。
事后，我也向有关领导汇报了此事的处置情况，得到了肯定。第二天，《现代快报》对此事进行了如实报道，并未对学校及成教学院产生负面影响。
我觉得随着社会改革和单位的发展的深入，学校突发事件的发生在所难免，学校的工作是否正常有序牵动着千家万户。学校突发事件，一旦处理不当或不及时，就有可能使整个学校变成人们关注的焦点，领导压力重重、教师人心惶惶、学生无所适从。如何有效解决学校突发事件，化危为安，创建和谐校园，成为我们教育工必须面对的问题。根据我的个人认识，作为学校领导应该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要及时了解情况，及时汇报并形成处置方案
二、要冷静处置，决不能惊慌失措，更不能回避拖延
三、面对媒体，要做到以礼相待，坦诚相对
四、要面对事实，承认事实，并有相对应的应对措施
五、面对媒体或家长要有礼有节，学会倾听，说话留有余地
第二篇：如何提高领导干部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精选）
如何提高领导干部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
【文章摘要】我国自古就有居安思危的思想，“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是古人关于预防危机思想的经典概括。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改革和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影响公共安全的因素增多，各类突发公共事件时有发生。但我国应急管理工作基础仍然比较薄弱，体制、机制、法制尚不完善，预防和处臵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有待提高。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完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提高各级领导干部预防和处臵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加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
本文首先对提高领导干部处臵突发公共事件能力的紧迫性作出阐述，这是本文展开论述的基础；然后对领导干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不力的原因作出分析，以揭示我国领导在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领导干部如何提高处臵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提出适宜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突发公共事件；领导干部；处臵
一、提高领导干部处置突发公共事件能力的紧迫性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公共安全事故频频，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日本地铁沙林事件、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韩国大邱地铁纵火事件、欧美大停电事故，以及我国的非典型肺炎、苏丹红工业添加剂、四川汉源移民聚集、重庆“钉子户”、厦门PX项目、湖南嘉禾强制拆迁、山西黑砖窑、陕西华南虎、辽宁西丰进京拘传记者、陕西绥德助学金、湖北天门城管打死人等突发事件在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后，演变为公共安全危机，这不仅造成社会财富与生命的损失、经济环境的破坏、国家政局的不稳，还将严重威胁社会公共安全领域并导致灾难性后果。
美国学者罗森豪尔特认为，公共安全危机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显然公共安全危机应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征：一是非常规性，它显然威胁到了现存的秩序，包括政治秩序、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二是突发性，它要求迅速做出反应和应对，因此给决策者留出选择的时候很少，要求在很短的时间里做出判断，做出选择，做出应对的策略；三是不可预测性，它何时爆发，缘于什么、怎么发展,走势如何，这些情况都很难判断；四是关注性，各种媒体信息海量流通并造成信息阻塞，使得小道消息和谣言盛行；五是危害性，它不仅使组织受到损害，而且严重威胁到公众利益和社会安全。因此，对公共安全危机的预测监督、控制、协调、处臵等，便成为新时期领导干部必须培养和掌握的能力。
现代社会公共安全危机的发生不可避免，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家汉密尔顿所说:“意外事件有时会在一切社会里产生，无论这些 社会是怎样组成的。”“不幸是同国家分不开的，就像肿瘤和斑疹是同人体分不开的疾病一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加上社会急剧转型，我国突发事件的发生率呈明显上升趋势，尤其近年来发生的几起事件，如四川汉源移民聚集、山西黑砖窑等突发事件，几乎都是经网络舆论传播放大,造成广泛社会影响，形成新型公共安全危机。这些突发事件都有一些共性:一是事件起因大都是由于“枉法行政”,个别领导干部或执法人员群体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二是事件发展均经网络传播放大，当事人遭受巨大舆论压力；三是事件处理虽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网民要求，但舆论并未因此平息，反而向批评干部权力、政治体制等方面转移。
安全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人类的社会发展史充满了人类对安全的追求。杜牧曰:“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为此，面对新时期不断突发的公共事件，每个领导干部要哀之但更要鉴之，当事件发生时要做到严密关注事件动态进展，避免谣言杀伤力，预防危机爆发；当危机发生时要尽最大努力转危为安,减少危机造成的有形和无形损失，从而维护公众利益和社会安全。
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利益集团的鹬蚌相争，危机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公共安全危机管理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也越来越成为新时期考量领导干部应对和处臵危机能力的试金石。
二、领导干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不力的原因
部分领导干部之所以在突发事件面前应对不力，无所作为，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缺乏见微知著的敏锐性
主要表现为在突发事件出现之初，有的领导干部不能从偶然的、表面的、零碎的、初露端倪的、稍纵即逝的现象中明察秋毫，未能从蛛丝马迹中及时准确判明情况；也有的领导平时习惯于抓所谓“大事”、“要事”和面子事，不屑于抓群众反映强烈的“小事”，从而导致社会矛盾不断积累，错失了把问题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的时机，最终发展成了“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的局面。在突发事件发生后，有的领导干部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敷衍态度，怕得罪人，怕丢乌纱帽，遇到矛盾绕道走，处臵不及时，从而导致酿成大祸。
（二）缺乏驾驭全局的能动性
表现为面对突发事件，没有通盘考虑，抓不住主要矛盾，对突发事件的成因、性质、趋势未能准确判断，遇事慌张，头脑发热，急于求成，手段粗暴，从而导致顾此失彼、因小失大，贻误全局。
（三）缺乏快速反应的果断性
表现为面对来势猛、发展快的突发事件，反应慢、等待观望、放任自流，缺乏迎难而上、不畏艰险的勇气；缺乏处变不惊、大胆果断的气魄；缺乏审时度势，沉着应对的能力；缺乏令出法随、雷厉风行的作风。
（四）缺乏引导沟通的协调性
表现在组织领导上，不能在短时间内聚合各种要素，包括党委、政府各职能部门以及新闻媒体在内的社会各界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在第一时间内集聚到位。表现在对突发事件宣传教育疏导上，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哄、骗、推、唬的问题，在与群众面 对面沟通时，讲不到点子上、讲不到理上、讲不到心上，就事论事讲表面理，简单生硬讲不清理，不着边际讲不准理，似是而非讲歪理，从而带来很多“负刺激”、“负效应”。
（五）缺乏把握规律的预见性
突发事件的发生是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部分领导干部之所以应变不力，就是因为他们不善于从时空的角度观察形势和历史地看待事物发展，不善于把握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发展进程，不关注国际动态、社会发展动向、热点问题和群众思想变化，缺乏对事物发展规律性的把握和谋后而动、预后而立，造成被动应付的局面。
（六）缺乏信息公开的及时性
面对突发事件，一些领导干部仍然沿袭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管理模式，采取回避、隐瞒、掩盖的方式，缺乏信息的透明度和对公众回应的力度，从而使失实的信息或错误信息传播，使事态扩大。
三、领导干部如何提高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 当前，我国已进入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突发事件不断增多。能否积极有效地应对公共突发事件，领导干部的能力素质、处臵策略至关重要，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领导干部要科学应对公共突发事件，必须着力提升四方面的能力。
（一）立足于早，着力提升领导干部的预警防范能力 一般而言，公共突发事件要经过五个阶段，即孕育潜伏期、集中爆发期、持续扩散期、化解消散期和恢复重建期。而公共突 发事件直接出现在集中爆发期，但却决定于孕育潜伏期。所以，公共突发事件并非“空穴来风”，在其酝酿、发生、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种种迹象，有蛛丝马迹可寻。如果能够提前发现并超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及时防止或有效预测突发事件的发生，将会把突发事件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作为领导干部，应对公共突发事件，首先要注重提高自身预警防范能力，增强敏锐性和鉴别力，做到“见事于先”，善于观察、敏于捕捉危机信息，并由此及时作出准确的分析和科学的判断，超前采取对策措施，把问题及时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内部，化解在萌芽状态，从而主动有效地防范和避免事态的扩大。从近年来全国各地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情况来看，很多都是由于事发之初各级领导干部对苗头信息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错失处臵最佳良机，导致事态扩大，甚至酿成大的事件，如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因此，作为领导干部，在应对公共突发事件过程中，首先要提高预警防范能力，对各类苗头性问题做到发现得早、处臵得快、解决得好。
（二）快速处臵，着力提升领导干部的指挥决策能力 2022年，在湖北省黄石市“8〃6”群体性事件中，大冶市部分在职领导干部和退休干部，在组织以“袭警”和冲击党政机关为目标，实施打砸抢堵，准备前往黄石市时，时任大冶市县委的“一把手”竟然手足无措，甚至用号啕大哭来劝阻。在陕西绥德事件中，绥德县政府主要领导因“校长追签被刑拘”被许多网友戏称为“2022年最牛县长”，可面对记者采访时，手足无措的他正感到满腹委屈无处诉说，当他讲到为官不被人理解的委屈时，竟不由自主地两次潸然泪下，他反复强调会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是一个组织信任和群众满意的干部，但是在舆论声讨铺天盖地 而来时，却选择了沉默。两位基层领导干部都流泪了，也许很伤心，也许很委屈，但在从未经历过的压力面前，这时的泪水表明的只能是无力应对和处臵的无奈以及孤独无助的脆弱心态。
在现代传媒快速、集中、定向的监督和冲击之下，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显得准备严重不足，应对失误，暴露出不善应对新型事件、执政观念滞后、政治敏感性差等问题，其执政思维、理念、手段与现代社会要求出现明显“基层治理脱节”现象。具体表现在对事态的发展没有判断预测能力、没有自主决策能力、没有执政团队精神的“三无现象”，表现出从思维、理念到手段上与现代社会的治理要求明显脱节，执政能力的巨大落差亟待弥补。
现场控制处理在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处于关键环节，对于控制事态发展，降低事态危害，消除事态影响关系重大。指挥决策能力是领导干部分析、判断、应变、决策等能力的综合反映。作为领导干部，要做好现场控制处理工作，首先，要具备良好心理素质和思维判断能力。面对突发事件，要处变不惊，保持冷静、沉着应对。在纽约世贸大楼被袭击之后,纽约市长朱利安尼迅速赶到现场,沉着指挥,有条不紊地组织救援和转移,他的表现获得了媒体和民众的高度评价,也成为领导者在处理突发事件时的表率。其次，要提高组织协调和指挥能力。公共突发事件发生后，领导干部要及时有效地组织好可支配的人、财、物，有条不紊地进行调度指挥，它直接影响到对公共突发事件的解决成效。再次，要增强快速应变和决策能力。公共突发事件往往来势猛，发展快，能否在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间作出迅速的反应，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这对成功解决突发事件非常重要。领导干部到达事件现场后，必须冷静观察，了解分析现场情况，作出准确判断，采取果断行动，驾驭现场态势。在紧要关头、关键时刻，还要敢于拍板、敢于决断。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主动权，把危害控制在最小限度。
（三）注重交流，着力提升领导干部的沟通协调能力 在现实中，有许多领导干部对新闻事件尤其是涉及公共安全的事件习惯采取回避态度，希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本意可能出于稳定民心，但实践证明效果适得其反。在信息化时代，信息不可能封锁，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过去资讯不发达年代所不能比拟的。只有对事件进行公开、透明的报道，讲究传播策略，针对实际情况进行舆论引导，疏导民众情绪，以清晰信息克服模糊信息，以准确消息克制含糊信息，才能发挥主导舆论的力量，有利于谣言的平息和事态的缓和，真正起到维护公众利益，稳定社会秩序，保证公共安全的作用。大量突发公共事件证明，大道新闻发不出，小道消息满天飞，“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信息的缺失和不对称更容易使公众恐慌，谣言四起。
因而，领导干部的沟通协调能力在处理突发事件过程中十分重要。由于不同的当事人和参与者有着不同的心理和利益诉求，往往会出现小道消息满天飞甚至谣言四起的现象。进行沟通和协调，就是为了消除谣言与误会,引导媒体和舆论，获取民意的支持，为突发事件的处理创造良好的环境。作为领导干部，提高沟通协调能力，必须坚持三个原则：一是主动沟通的原则。俗话说:谣言止于公开。突发事件发生后，领导干部要主动与公众和媒体进行沟通，告知事件的真相，防止以讹传讹、刻意渲染，使小事变大，大事变乱。通过主动公开事态状况来稳定民心，防止流言四起，引起混乱。二是讲求诚信的原则。突发事件发生后，领导干部面 对公众，一定要说真话，不清楚的信息就说不清楚，待调查核实后再回复，决不能信口开河，随意编造来糊弄记者和公众。去年陕西发生的周正龙拍虎事件，本是个人造假骗取奖金的小问题。但当媒体介入时，当地政府官员面对记者的采访，信口开河，用政治的语言掩饰科学的真相，引起全国公众反感。经媒体炒作后，虎照是真是假已不重要了，人们关注的是领导干部是否有个诚信的态度。三是勇于认错的原则。重大突发事件追根到底都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对于政府确实负有行政责任的突发事件，领导干部在面对媒体和公众问责的时候，不仅不能回避，更要明确表态，只有负责任地承认错误，勇于承担责任，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公众才会相信你会积极处臵，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和理解。2022年11月3日，重庆市主城区出租汽车司机集体罢工。市委书记***主动与群众对话，勇于认错，不仅没有影响政府和个人的形象，反而赢得了公众的信任，促进了罢运事件的妥善解决。
（四）统筹兼顾，着力提升领导干部的善后恢复能力 突发事件发生后，领导干部不仅要治标，处臵事件、控制事态，而且要治本，解决问题、消除影响。收尾不好，就可能再次引发事端，甚至形成社会更强烈的反应。要防止和克服个别领导干部，出了事东奔西忙，疲于应付，一旦事件平息下来就放马南山，一切照旧，甚至对已经承诺的事情也推三阻四，消极应付的问题。应当抱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搞好调研，寻求解决问题之道。要以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的心态，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心中时刻装着群众，一定要帮助群众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不断营造安定有序、团结友爱、政通人和的和谐局面。因此，作为领导干部，在处臵突发事件过程中要统筹兼顾，既要做好现场处臵工作，又要做好善后恢复工作。围绕突发事件的善后恢复，要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首先，对原因的调查要快速全面。既要认真分析造成突发事件的客观原因,又要分析主观原因;既要分析可能的自然因素,又要挖掘存在的人为因素,为解决问题提供基础。其次,对问题的改进要快速有序。对问题的改进既要强调及时性,又要注意次序性，要抓住关键,先解决主要矛盾,再解决次要矛盾。再次，对人员的处理要合法合理。在不同的突发事件中,有着不同的当事人，对事件的发生发展也承担着不同的责任。所以，要根据他们在事件中所产生的作用和承担的责任,依法处理,合理处理。最后，对发生的事件要认真总结。每一起突发事件都会暴露出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同时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教训。工作中，对引发突发事件的原因和问题要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对处理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也要进行全面的总结。尤其是要吸取教训，引以为戒，杜绝同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结束语】“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突发公共事件和所有的危机一样具有双重性，既是危险，也是机遇。危机并非绝对的坏事，因为危机往往又是生机、转化的开始。正如美国管理专家诺曼〃奥古斯丁所说：“一次危机既包含了导致失败的根源，又蕴藏着成功的种子。发现、培育进而收获潜在的成功机会，就是危机处理的精髓。因而，领导干部只有不断地增强自身素质，提高应对复杂局面和处理复杂问题的工作本领，才能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临危不乱，处变不惊，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化“危”为机。
参考文献
1．莫纪宏、莫于川、王敬波、林鸿潮：《领导干部预防和处臵突发公共事件能力讲座读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2．国家行政学院：《领导干部预防和处臵突发公共事件实用指南与案例分析(上、下册)》，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22。
3．龙力莉：《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运用和舆论应对案例与启示》，人民出版社，2022。
4．沈小平：《领导干部如何提高预防和处臵突发公共事件能力》，载《今日海南》，2022年第10期。
5．沈小平：《增强提高预防和处臵突发公共事件能力》，载《领导科学》，2022年第11期。
6．肖秋成：《领导干部要提高科学处理公共危机能力》，载《红网》，2022年5月。
7．楚国良：《关于提高领导干部科学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能力的课题研究》，载《楚国良博客》，2022年2月。
第三篇：突发群体性事件预防及应急处置机制研究
突发群体性事件预防及应急处置机制研究
———基于复杂社会网络理论的视角
汪大海，柳亦博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５）摘要：公共部门在预防和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应重视社会组织所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为弱势群体、强势群体以及公共部门之间建立情感嵌入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使目前社会网络“单一中心”结构转变为更灵活机动、更富有组织弹性的“双中心”结构。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不仅能使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博弈达到一种双赢的纳什均衡，同时还能大幅减少社会交易费用。
关键词：复杂社会网络；突发群体性事件；情感嵌入；社会组织
我国社会现阶段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经济结构的转型、社会结构的调整，以及政治和行政体制的改革，都进入了阻力重重的深水区。这一时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也是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相互博弈的磨合期。在利益群体相互角力的磨合过程中，难免出现分歧，而分歧的出现会导致矛盾逐渐积聚。一旦矛盾积聚到临界点时，通过“诱因事件”的触发，就很容易形成突发群体性事件。如何有效地预防和应对突发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的稳定，已成为当前我国公共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仅仅依靠事先制定各种缜密的应急预案，无法契合复杂多变的后工业时代的需求。正如美国应急管理专家威廉·沃所言，现代应急处置表现出一种悖论：“一方面，应急相应需要精细的计划和组织；另一方面，应急响应又是自发的。应急决策者必须具有创新能力、应变能力、临机决断能力，这是因为计划不管做得多么好，都很少能与现实情况完全契合，要把现实中相互冲突的需求整合起来，这绝非轻而易举的事情。”［１］我们应当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当前社会突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演化机理，从根源处找到预防和处置的突破口。
一、突发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及演化机理
从事件爆发的原因层面划分突发群体性事件，我们可以根据其参与者是否具有直接的利益诉求将其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如各类社区维权群体、失地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的上访等。厦门“ＰＸ”事件、重庆出租车“罢工”事件以及上海沪杭磁悬浮工程事件等均属于此类群体性事件。第二类为“泄愤型”群体性事件，如民间有组织的反日游行、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集体发泄、“法轮功”煽动的群体性打砸抢事件等。陇南事件、孟连事件、西安反日游行事件等等均属于此类群体性事件。
这两类突发群体性事件实际非“突发”的群体性事件，其演化的基本过程可以用沙堆模型来解释。在此先引入沙堆模型：向一个圆盘逐粒地添加沙粒，起初沙粒紧靠在它们落下的位置上，但是很快它们就叠起来形成了具有平缓斜坡的沙堆。这个沙堆不时会出现某处变陡的现象，这时沙粒就滑下来，引起小小的沙堆崩塌现象。随着沙子增加，一些沙粒开始落到圆盘之外。当加入的沙粒数量与落在圆盘之外的沙粒数量在总体上达到平衡时，沙堆就停止增长，整个沙堆系统在这时达到了临界状态［２］。
我们可以运用沙堆模型来解读突发群体性事件的矛盾积聚过程，将事件矛盾相应地划分为四个阶段：“矛盾亚临界状态（事态处于潜伏积累期）———矛盾临界状态（诱因事件出现）———矛盾超临界状态（突发群体性事件爆发，沙堆模型出现崩塌）———沙堆模型再次处于亚临界状态（事件引发社会关注和上级政府的介入，矛盾得到化解或缓和）”。沙堆模型实验发现，沙堆从亚临界状态向临界状态演化的过程中，沙崩的规模也服从幂律分布，并且沙堆在临界状态下具有不确定性。我们认为，这种不确定性包括两层含义：第一种不确定性是指，处于临界状态的群体是否采取激进的措施，是否拿起“弱者的武器”［３］表达不满，还要取决于诱因事件的性质及时机；第二种不确定性是指，利益诉求型突发群体性事件和泄愤型突发群体性事件是存在行为和逻辑的内在联系的，并在一定触发条件下会相互转化的。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在爆发后，如果得不到适当处置会使矛盾激化，并很可能发展成为更加激进地泄愤型群体事件；而泄愤型群体事件也可能由于公共部门、社会组织或其他利 益集团的及时介入而使人群愤怒的情绪得到缓冲，演变为维护自身权利的示威游行活动。
二、复杂社会网络理论的重构
矛盾的积累可以用沙堆模型来解释，而矛盾的化解不能采取行政高压手段去运动式地“堵”，而是要依靠畅通民意进行常态式地“疏”。本文将从复杂社会网络理论的视角去深入剖析畅通民意的路径选择问题。首先，要对复杂社会网络理论进行概念上的梳理和厘定。
（一）复杂社会网络的定义及其相关概念的概述
所谓复杂社会网络，是对复杂社会系统的一种抽象描述，它突出强调系统结构的拓扑特征，具有一般社会网络的普遍特性。网络由节点和连接这些节点的边所组成。节点表示一个社会单位或者社会实体，也可以是个人，不一定是有“行动”能力或者有意志力的有机体；边表示网络中各个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４］。简而言之，复杂社会网络理论把构成复杂社会系统的单元抽象成节点，单元之间的相互关系抽象为边，所以我们可以将复杂的社会系统当作复杂的社会网络来研究［５］。
网络密度是社会网络中实际拥有的联结数与最多可能拥有的联结数之比，能够衡量社会网络中各节点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对于一个由节点和边相互联结而成的复杂社会网络，如果网络密度为０，则所有节点都是孤立的；如果网络密度为１，则每个节点都与自身之外的所有其他节点相连，此时形成的网络结构称为“完备图”。从复杂社会网络的角度来审视我国社会结构，其网络密度应是介于０与１之间，并以公共部门这个节点为中心的“明星图”。网络集中度是指一个网络中的联结集中于一个或者几个节点的密集程度，主要用来衡量特定节点所嵌入的联结数。一个节点的联结数越多，则这个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就靠近社会网 络的“中心”。路径长度是指从一个节点开始，不经过重复的点和线达到终点所经过路程的长度。网络的特征路径长度（ＣＰＩ）是衡量网络中路径长度的参数，路径长度决定了信息和知识的传递速度和难易程度，因此它可以用来衡量网络的效率。单个节点的平均路径长度等于该节点到网络中其他节点路径长度的平均值，而整个网络的 ＣＰＩ等于网络中所有节点平均路径长度的中值［６］。
１９４４年 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在《大变革》［７］一书中首次提出“嵌入性”概念，并用于经济理论分析。Ｐｏｌａｎｙｉ认为，“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括在内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作为一个制度过程，是嵌入在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之中的”。“嵌入性”概念的提出，使原本集中在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社会网络研究进入了经济学的范畴。与主流经济理论期望的交易模式不同，嵌入性理论认为经济个体往往更愿意选择与自己有友谊或血缘关系的个体作为交易对象，这说明其经济行为的决策不仅要权衡经济活动自身的收益，还会考虑所处的社会网络环境的改变以及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的移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新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格拉诺维特重新提出“嵌入性”问题。他认为：“经济行为只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经济行为从内容到方式都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其发生的那个环境及社会结构的影响，特定的经济制度是那个社会的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８］格拉诺维特不仅把“嵌入性”放到所谓的制度架构中，而且更侧重于把经济活动放到人际关系的背景下予以考虑［９］。这正为本文在社会网络中引入“情感嵌入”这一概念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复杂社会网络中的情感嵌入
在传统的社会网络理论中，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是理性的、非人格化的，网络中的主体之间只有或强或弱的利益嵌入。尽管这种假设在理论研究中有助于简化研究过程，但是实际上客观世界的经济运行规律、组织选择和个体行为决非严格遵循既定假设运行的。所以，重新构架复杂社会网络分析方式，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置研究将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们假设，社会网络是指由一系列社会关系联结在一起的节点的组合；节点可以是个人、社会组织、私人企业，也可以是公共部门。在此，我们重新建构传统的复杂社会网络，认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在与其他存在利益嵌入关系的节点的互动和博弈过程中，影响其策略选择和行为模式的不仅仅是利益关系，还必须考虑彼此之间的情感因素，即复杂社会网络中的点与点之间（即主体之间）存在两种嵌入的路径：利益嵌入（图１中用实线表示）与情感嵌入（图１中用虚线表示）。节点之间可以仅存在利益嵌入或情感嵌入其中一种，但更多的情况是二者兼备。利益嵌入的实线边越长，则节点之间达成契约、实现交换的阻碍就越多，即交易费用（包括搜索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与监督成本等等）相应就越多；而情感嵌入的虚线边越长，则点之间情感的纽带越紧密，交易费用相应就越少。较强地情感嵌入有利于 知识、信息在主体之间的顺畅传递。点与点之间总体交易费用为利益联结交易费用减去情感联结交易费用的值，当结果小于或等于零时，我们可以认为这两个主体之间彼此绝对信任且处于信息完全状态，他们之间资源可以顺畅的流动，不存在交易费用，即他们之间的谈判会导致财富最大化的安排。当然，这种理论化的极值状态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图１ 地方社会网络图
复杂社会网络中情感嵌入这一概念的引出，合理地解释了此前Ｊａｃｋｓｏｎ和 Ｗｏｌｉｎｓｋｙ提出的社会网络结构图中所长期存在的悖论：处于社会网络中心地位的明星点由于其拥有的利益嵌入数量最多，耗费的成本最高，反而成为社会网络中净收益最小的参与者。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在考虑情感嵌入这一变量之后，虽然众多实线联结导致其交 易成本高昂，但同样众多的虚线联结又使其交易成本大幅减低，资源和利益向中心靠拢，而风险则向边缘流动。
（三）我国社会网络结构由单一中心向多中心的演化
为了简化模型，我们选取地方社会网络这一视阈进行分析。如图１中所示，Ｓｔａｒ点（明星点）即地方政府；Ａ、Ｂ、Ｃ、Ｅ、Ｈ 是与地方政府有直接利益嵌入和情感嵌入的强势利益群体；Ｄ、Ｆ是与公共部门无直接利益联结的地方利益群体，一般处于社会的中层；而Ｉ、Ｏ 是处于社会最边缘的人群，他们是复杂社会网络中与政府距离最远的弱势群体，通常与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者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也没有情感联结的纽带，往往是在政策制定和利益分配的决策中失语的一部分群体。底层与地方政府信息沟通机制的缺位，导致决策者们无法及时得到、甚至根本就无从获取Ｉ、Ｏ 群体的反馈。信息的不对称常常使Ｉ、Ｏ 群体感到被社会边缘化的孤独感以及对制度不公平的愤怒感，稍有不慎就会演变成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主角。我们认为，弱势群体之所以采取激进的行为，不仅仅是发泄不满情绪，在深层意识需求里，其实是求得高层政策制定者的关注。这就说明，他们与公共部门之间缺乏情感嵌入的路径。而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尚不完善，诉讼程序相对繁琐，利益集团相互荫庇，均导致弱势群体通过体制内的方式寻求矛盾化解方案的交易成本过高，因此他们才会在与强势群体的博弈中采取较激进的方案以求境况的改善。
如何使弱势群体在维护其自身合法利益的博弈中不再长期处于弱势地位，是目前政府急需解决的难题。从复杂社会网络的视阈思考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首先就要合理地调整目前这种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明星”社会网络结构，重构网络密度和网络集中度。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在当地的社会网络中的联结集中度普遍过高，这会导致其运行过于机械、刻板，而且过于强化的利益嵌入也使得地方政府与强势利益集团组成了利益联盟。这种模式无法适应后工业时代高度复杂、高度不确定的社会现状。这种单一中心结构只有演化为多中心结构，才能释放公共部门的活力和创造力。
为了使单一中心结构演化为多中心结构，本文认为，需要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和合作。在预防和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基层政府、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利益博弈中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就是社会组织所要嵌入的社会结构。我们在图１的社会网络中引入社会组织Ｇ，则如图２所示，社会组织 Ｇ使得社会网络演化为公共部门（Ｓｔａｒ）与 Ｇ 组成的双中心结构，同时，也使原先松散耦合的网络联结更加集中、紧密。图２ 社会组织嵌入后的地方社会网络图
三、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网络中对突发群体性事件预防及处置的作用
社会组织的参与可以使群体外部行为内部化，而且，社会组织积极地情感嵌入能够促进公众诉求的合理表达，并由这种情感嵌入所衍生的非正式制度来引导和规范公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同时，社会组织所具有的组织理性可以导入分散的社会公众认知体系，通过长期的情感嵌入来弥补公众个体理性的不足，通过正确地引导，提高公众对政治主体、规范和程序的认同感。
（一）畅通信息交流的渠道
社会组织的参与，能够搭建基层民众与公共部门之间有效沟通的桥梁，使弱势群体也能以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使利益相关方在避免直接冲突的情况下能充分阐述、交换各自的观点。这样才能准确定位矛盾的症结所在，并最终通过理性博弈达成妥协。多数矛盾的积累，并非利益上冲突的不可调和，而是沟通机制的缺位造成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往往使利益受损的群体感到被欺骗。如果在整个群体性事件中缺乏社会组织的有效参与和整合，代之以基层政府直接向民众回应自己的意见，往往容易导致情绪激动的民众对信息的误读。公众利益诉求最终以何种方式表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政府的回应。若地方政府回应的时滞过长，或者回应的结果不能被民众所接受，民众只能依靠非理性表达行为的方式进行情绪化的信息传递，这样的表达方式必然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亨廷顿认为：“社会挫折感与政治不安定之间关系产生的原因，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简单。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关系的产生，乃是由于缺少下面两个中介变量：社会和经济流动的机会，以及具有适应性的政治制度。”［１０］而社会组织作为一种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组织，可以利用其组织成员与基层群众具备同样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优势，对分散的民众利益诉求进行有效整合，滤除分散的利益诉求中所内含的非理性成分，消弭弱势利益在情绪激动时的极端行为，从而在代表民众向公共部门表达利益诉求时有效畅通被堵塞的表达渠道，避免基层政府面对散沙般的民众诉求时出现无法有效回应的窘境。
（二）分担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
社会组织积极有效地参与到基层多利益群体博弈的社会网络中，为社会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诉求提供多元化的承接主体。后工业时代社会治理的特色，在于它首先是一种公共治理，要求基层社会不能只有一个权力中心，公共部门必须与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积极合作，形成制度化的多元共治模式。这种合作，要求基层政府主动“放权”给社会组织，主动让渡一部分职能，找到应对突发群体性事件中政府职能与社会组织力量的平衡点。只有厘清社会组织能够在其中分担的职能，才能拓展社会组织在预防和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中有效发挥作用的合法性空间。政府主动向民间组织分权，主动向民间组织开放公共空间，这种制度上的大胆创新，显然比经济利益上的些许让渡，是前进了一大步。这才是引导公众利益诉求理性化表达的根本方向［１１］。社会组织的有效嵌入，可以分担基层政府在预防和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中的部分职能，通过社会组织与民众进行沟通，并依法、理性、及时地处理社会公众反映的利益问题，形成规范的对话、协商和处理问题的反应机制。
（三）防止事态扩大和矛盾升级
社会组织的作用，不仅仅表现在突发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机制中扮演“润滑剂”和“粘合剂”的角色，在突发群体性事件爆发后，社会组织的存在同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将成为冲突爆发后缓冲矛盾的第一道“防火墙”。社会组织非官方性的特征使得它更具亲和力，其“公益性”和“非盈利”的特点使其超然于直接的利益纠葛之外，能更顺利地了解到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具体诉求，并快速畅通博弈群体在社会网络中信息传递的路径。社会组织这种间接的信息传递更加温和、理性，比陷于博弈之中的利益群体的直接面对面表达，更容易为双方所接受，进而有利于双方沟通平台的建立和对话协商的展开。社会组织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可以保证基层政府在回应公众利益诉求时不至于被误解，在沟通和对话协商过程中，社会组织还可以就双方最为尖锐的矛盾展开调停，避免沟通和对话协商陷入僵局。社会组织在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中的这种缓冲作用，有利于促成双方妥协让步，从而避免事态的恶化和矛盾的升级，并为行政机构和有关部门争取了宝贵的反应时间。通过与公共部门的积极协调合作，社会组织能针对现场具体情况，进行参与人员的快速疏导和安抚工作，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或矛盾升级。社会组织的领导者、弱势群体的代表与基层政府部门要建立稳定的情感嵌入路径，必须加强沟通和交流，定期安排各个利益群体的领导者和代表参加座谈会。这样不但可以更直接地倾听民意民声，还可以使与会人员能快速地由陌生人社会过渡为熟人社会，这样道德约束机制就会与法律约束、权力约束一起发挥作用。
（四）利益群体博弈的双赢
从全社会网络整体的角度来看，社会组织在预防和应对群体性事件中的重要作用在于节省社会交易费用。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来进行分析。
假设弱势群体选择体制内解决方案（如诉讼、行政复议、座谈等）的成本为Ｑ，其获得的收益为Ｖ。弱势群体选择体制外解决方案（如上访、群体性事件等）的成本为 Ｑ’，其获 得的收益为 Ｖ’。当 Ｖ’－Ｑ’＞Ｖ－Ｑ且 Ｖ’＞ Ｑ’时，就有爆发群体性事件的可能。但具体爆发与否，还要取决于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情感嵌入的强弱，以及在矛盾到达临 界状态时诱因事件的性质。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在博弈中的支付矩阵如图３所示。
在图３的支付矩阵中，Ａ、Ｂ、Ｃ、０分别代表由高到低的四种收益，其中 Ａ 为整个博弈事件中的全部收益。如果强势集团选择“策略２”而弱势集团也选择“策略２”，则博弈的纳什均衡为（０，Ａ），强势集团会攫取全部的利益，而弱势集团完全得不到任何利益。这种情况常见于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双方疏于沟通，彼此没有建立较强的情感嵌入的情景中，他们互相缺乏信任，也不考虑对方的处境是否会因自己的选择而变差，均倾向于选择使自己利益最大化、预期最稳定的优势策略。为了规避了（Ａ，０）分配方案的出现，弱势群体会选择“策略１”，这样无论强势群体如何行动，其预期收益为 Ａ或Ｃ；强势群体则会选择“策略２”，其预期收益为 Ｃ或 Ａ。此时策略选择为（１，２），博弈会达到（Ｃ，Ｃ）的纳什均衡。
图３ 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博弈支付矩阵
如果弱势群体的领导者与强势群体的领导者之间经常通过社会组织的协调、沟通而熟识对方，彼此有较强的情感嵌入，则他们在领导各自群体的行动时会为对方的处境考虑，从而使博弈结果达到双方收益最大化（Ｂ，Ｂ）这一双赢均衡。这种双赢的情况，是出于两个群体对彼此的利他主义倾向决策，而这种倾向的出现正是由于相互之间频繁而友好地情感互动和信息沟通。这种强化伦理道德权威和博弈双方利他倾向的突发群体性事件预防和处置模式，可以说是一种“为政以德”的模式，是一种行政成本较低但行政效率很高的治理模式。所以情感嵌入的强化，不仅为缓和社会矛盾提供了可能，更为利益群体之间相互合作提供了双赢的路径，其节省的总社会交易费用为∑（Ｂ － Ｃ）。
综上所述，从复杂社会网络理论角度，社会组织在预防和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能够畅通信息的表达和反馈途径，整合和协调弱势群体相对分散的利益诉求及主张，缓冲并消解群体性事件爆发后所产生的危害，并且在利益群体的博弈中会大幅度减少社会总体交易费用。而社会组织一旦在弱势群体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中占据主要地位，沟通过程就会形成良性的路径依赖，民众利益诉求的表达将更加理性化，爆发突发群体性事件的风险也将大幅下降。
第四篇：小学预防和处置校园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小学预防和处置校园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为构建我校预防各种突发事件发生的长效管理机制，提高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将防患和处置工作纳入法制化、科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建立统一指挥、职责明确、运转有序、反应迅速、处置有力的应急处置体系，最大限度降低突发事件的危害，维护和确保学校的稳定，保障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特制定本预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从讲政治、保稳定、促发展的高度，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积极、主动、扎实、认真地做好预防和处置校园突发事件的工作，为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工作原则
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贯彻“预防为主、积极处置”的方针，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做到早发现、早布置、早处理，尽量把事态平息在萌芽状态。对已发生的校园重特大事故，严格按“事故原因不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得不到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不落实不放过，教训不吸取不放过”的原则，认真查明原因、追究责任、严肃处理，保障校园教学与生活秩序稳定。
三、适用范围
师生在校工作、学习、集会、活动、就餐、休息时遇有突发情况，均适用本预案处置。
校园突发事件包括：发生在校园内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由人为或自然灾害引起，具有突发性或难以预见，对师生人身安全造成严重损害、校园教学工作和生活秩序造成严重影响、家庭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危害的各类突发事件。
1、安全事故：地震、台风、洪水、山体滑坡、火灾、建筑物倒塌、交通事故、群体拥挤踩踏、游泳溺水、户外集体活动发生意外等，致师生重伤、死亡；
2、公共卫生事件：群体食物中毒、环境污染中毒、传染性疾病、群体性不明病因等，致师生重伤、死亡；
3、社会安全事件：在校师生与当地群众发生群体纠纷、学生之间较大规模纠纷、非组织的政治性群体聚会或游行、学生各类自杀死亡、因教学改革或拖欠教师工资等原因引发的教职员工集访、教师体罚行为致学生死亡或伤残或病重住院、严重影响校园教学秩序或群众生活秩序的其他突发事件。
四、校园突发事件级别
校园突发事件按其影响大小和危害程度划分为一般性、重大、特大三个级别。
1、一般性校园突发事件
在校园发生，致师生重伤，或对师生人身和财产安全、学校教学和教研、工作和生活秩序、家庭和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影响，由学校为主可以进行处置，或当地党委、政府协同所在地教育部门可以协调解决的校园突发事件。
2、重大校园突发事件
在校园发生，致师生伤亡，或对师生人身和财产安全、学校教学和教研、工作和生活秩序、家庭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和重大危害，需由县委、县政府协调解决，县教育局与学校共同参与处理的校园突发事件。
3、特大校园突发事件
发生师生死亡3人以上，或对师生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学校教学和教研、工作和生活秩序、家庭和社会稳定造成特别重大危害并产生恶劣影响，出现跨学校甚至向社会蔓延扩散的态势，或按有关规定应确定为特大级的紧急情况，需由县委、县政府或县教育局协调当地党政及教育等相关部门处理解决的，或需报上饶市教育局甚至省教育厅或教育部处置的校园突发事件。
五、组织机构
学校成立“突发事件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学校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处理。领导小组由校长任组长，亲自负责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处置工作；学校行政小组成员为主要成员，负责组织、承办本校内发生或可能发生的重大校园突发事件的具体工作；切实做到明确工作责任，落实工作任务，确保认识到位，职责明确，措施落实。当前，特别要注意做好突发事件的预防工作，同时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要做到有领导指挥，有专人值班，有具体措施和物质保障，确保在第一时间得到有效控制。
突发事件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具体名单如下：
组长：安振强
副组长：刘浩
成员：王伟杨晓琳王毅伟杨丽丽胡宝玲张玉法冯文武刘步全
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校园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处置工作。其主要职责是：制订学校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预案，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和部门联动机制，进行业务指导、协调专业培训、组织管理及监督检查；负责日常校园突发事件报告、信息沟通与组织协调工作；根据上级领导小组的部署，承担校园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办公室的职能，承办预防和处置重大突发事件的专项工作。
六、突发性事件预防措施
1、遵循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的工作方针，贯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反应及时、措施果断、依靠科学、加强合作的原则，建立群防群控、横向到边、纵向到人的工作网络，充分调动师生员工参与防控的积
极性。充分利用学校广播、板报等多种媒体，对师生进行安全教育，切实增强师生员工的责任意识、防范意识。
2、实行联防联控，协同作战。学校要经常与街道办、派出所等部门及时沟通联系，不断加强校园周边环境的综合治理，同时也确保突发事件处置有序、高效；健全学校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构建学校管理中安全防范制度体系；加强校内日常值班管理，明确值班职责，严肃值班纪律。
3、牢固树立安全稳定第一、责任重于泰山的思想，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积极开展安全教育和突发事件应急知识专门教育，增强师生的自我防范能力，有效防范突发事件。每年每月第一周的周一为“安全教育日”、每年三月的最后一周为“安全教育周”、每年的十二月为“安全教育月”，集中进行科学有效的宣传教育，同时根据工作实际需要，针对性地开设安全教育专题讲座、组织各种形式的安全教育活动。
4、加强校园安全硬件设施建设和安全保卫等机构和队伍建设，加强日常管理。
5、加强督查检查，狠抓工作落实。按照“防患于未然”“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制定严格的督查检查制度。学校组织的专项检查或抽查每学期不少于2次，每学年至少检查4次。领导小组成员要熟悉安全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掌握师生对安全、卫生等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经常检查学生教室、食堂等人员集中场所的安全、卫生等状况，经常检查督促有关部门和人员认真履行职责。学校组织的专项检查结果要纳入考核与奖惩中。
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措施
1、建立健全校园重大突发情况信息报告制度，确保信息畅通，确保监测与预警系统的正常运行,及时发现潜在的隐患以及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发生突发事件后，应在第一时间由学校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办公室汇总各方面信息，及时报告校领导小组，并报教育行政部门，随时与上级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在传染病暴发、流行期间或非法组织的政治活动期间,对突发紧急情况应当坚持日报告制度和零报告制度，以便及时、有效处理，防止事态蔓延扩大。学校在突发事件期间设立24小时值班及专用监控联系电话。
2、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积极主动做好预防和处置校园突发事件的工作，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内紧外松”的原则，对出现可能影响校园及社会稳定的言论、动向或事态，要做到早发现、早布置、早处理，力争把事态平息在萌芽状态，特别在三个主要环节上必须引起足够重视：一是问题发生前，要立足防范，超前工作，掌握主动；二是问题发生后，要迅速判明性质，依法办事，注意方法，及时果断处置；三是事件平息后，要做好善后工作，防止出现反复。
3、学校校长对本学校安全负责,各班级班主任对本班学生安全负责，突发事件一旦发生，必须在第一时间向领导组汇报。对已经发生的重特大事故，严格做到“事故原因不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得不到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不落实不放过，教训不吸取不放过”以维护法制和纪律的严肃性。
一般性突发事件，学校采取相关措施妥善处理，严防事态扩大以避免造成严重影响和损失，并根据有关规定如实将处置情况在事故发生后的一日内，以书面形式将事故发生、处理情况报告教育行政部门。
重大突发事件或特大突发事件发生，学校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方案，必须在第一时间通过电话等将简要情况迅速报告教育行政部门和街道办党委政府，限2小时内报事故详细情况。配合市教育局和街道办政府有关部门共同参与处理，并按规定逐级上报直至省教育厅。
4、各部门负责人应杜绝对隐患认识不足、长期忽视的麻痹思想，居安思危，立足防患，建立紧急救援机制，尽一切努力将事故、灾害可能带来的损失减到最低程度，为校园打造安全屏障；超前工作，掌握主动，增强防范突发事件的意识和应对能力，做到有备无患。对因工作疏忽造成事件突发的，将追究负责人的责任，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理。
5、突发事件发生后，领导小组立即进入指挥状态，迅速赶赴现场，并对当事人（或目击者）详细问话，尽可能准确了解相关信息、数据并作记录，如有必要，可以报公安部门（或110）协查，尽早将面上情况上报主管部门；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现场，配合有关部门对现场进行勘察，搜集有关事发（作案）的材料、人证物证进行认真分析，研究事发（作案）线索，找出发生事故的原因及保卫（防范）工作的漏洞，根据情况对案件进行定性；同时做好善后工作，防止出现反复，并对案件造成的经济损失、调查经过以及对案件发生的责任者的处理意见进行书面总结，呈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
6、加强监测预警，“防患先于救治”，监测预警是防患的重要手段。各学校要对突发事件的发生、影响因素等进行有计划、系统地长期观察，细心积累第一手资料，认真研究随时出现的新情况，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明确各类突发事件监测预警系统分工责任。
八、突发事物善后处理措施
1、园突发事件调查工作，由校园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人员依据国家有关规定迅速组织开展调查工作，及时向上级汇报调查结果，并限期结案。对重特大突发事件，由市教育行政部门、必要时协同其他相关部门组织调查，并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本级党委、政府报告调查结果。
2、校园突发事件发生后，应及时做好善后处理工作，积极做好恢复学校正常教学和生活秩序工作，维护校园和社会稳定。
3、对在预防、处置校园突发事件中和善后处理工作中表现突出的或有特殊贡献的，学校将给予表彰和奖励。
4、对在预防、处置校园突发事件中和善后处理工作中玩忽职守者，隐瞒、缓报、谎报或授意他们隐瞒、缓报、谎报情况者，逃避责任者，阻碍工作人员执行公务者，以及其他不利于预防和处置工，视其情节和危害后果，学校将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要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九、突发情况的处置。
值班人员要在职在位，发现突发情况，立即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在第一时间到场并妥善处置。
（一）发生火灾、地震、洪水、雷击、爆炸、停电、拥挤踩伤等自然灾害和事故突发情况时：
1、当事人或现场目击者要迅速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事态发展。立即组织师生开展自救和互救。根据需要，及时拨打“110”、“119”、“120”、“122”等报警求助电话。
2、立即通知值班领导、老师和有关人员迅速到达现场，组织开展抢救工作。
3、学校领导及相关人员迅速到达现场保护现场，维持秩序，保证安全通道畅通无阻，协助开展救助工作。当发生火灾时，教职员工有义务抢救被困师生，展开灭火工作。
4、值班老师或任课老师按照学校规定的疏散撤离路线和顺序，组织学生撤离。同时，按照先急后缓的原则，先组织撤离受到直接威胁的班级和人员，其它班级有序的快速撤离。确保无拥挤伤亡发生。
5、值班领导和老师按照分工到教学区及楼梯口组织疏导学生疏散和撤离。
6、学校安全员要保证安全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的畅通。并根据要求，对发生危险的地段进行封闭。
7、做好学生的思想稳定工作，严禁大声喧哗，保持良好秩序。
8、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学校安全员对水、电等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保障各项物资的供应，同时，抢修受损设施。
9、通知有关人员返校接受任务，迅速投入到抢险、救护和善后工作的处理等各工作之中。
10、由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及时向上级汇报突发事件的进展情况，接待师生家属，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协调处理善后工作。
（二）发生运动损伤、突发疾病时：
1、值班或任课老师要迅速组织学生自救互救，能到卫生院治疗的，迅速送达，请医生诊治。
2、伤病学生不能移动或情况不明的，要立即通知医生迅速到达现场实施救治。根据病情及时拨打“120”请求医疗救助。
3、迅速向校长和有关领导报告。
4、迅速安排车辆护送到医院救治。
5、立即通知学生家长。
（三）发生交通事故时：
1、迅速采取自救和互救措施。
2、拨打“120”、“122”请求交通事故救援中心救助。
3、学校领导及老师迅速到达现场，掌握有关情况，协助有关部门救援。
4、通知学生家长及有关人员协助处理相关事宜。
（四）发生人身伤害、物品被盗等治安刑事案件时：
1、第一目击者迅速拨打“110”或“120”报警寻求救助，在保护制止不法侵害，监管滋事者和盗窃人，等待公安机关处理。同时，迅速向学校领导及有关部门报告。
2、执勤人员和值班老师迅速到达并保护好现场。
3、要求医生迅速到达现场开展医疗救助工作。
4、校方人员迅速到达现场，维护秩序，协助公安机关搜集有关人证、物证，侦察破案。
5、校长做好接待和协调工作。
（五）发生传染性疾病时：
1、师生身体不适，要及时到医院就治。
2、发现传染病疑似病人，班主任或任课老师要立即请求学校实施隔离。同时，立即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
3、校方迅速拨打“120”寻求医疗救助，并协助“120”转移被隔离人员。
4、值班老师迅速到达现场，封锁相关区域，维护校内秩序，保证道路畅通，引导求援车辆到达现
5、少先队做好学生的稳定工作。
6、负责对有关区域进行消毒。
第五篇：突发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预案
黄 塘 镇 卫 生 院
突发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预案
为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维护正常工作秩序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根据“平安医院”创建要求及标准化建设行动文件精神，及其它相关法律制定本应急预案。
一、组织机构与职责
1.组织机构：
组长：林祖阳惠安县黄塘镇卫生院院长）
成员：王竞扬（惠安县黄塘镇卫生院公卫负责人）
林都彬（惠安县黄塘镇卫生院医疗负责人）
柳建阳（惠安县黄塘镇卫生院防疫专干）
陈顶农（惠安县黄塘镇卫生院药房负责人）
王珊玲（惠安县黄塘镇卫生院妇产科负责人）
吴丽敏（惠安县黄塘镇卫生院护理部负责人）
2、职责：
（1）、凡出现涉及本单位、本部门工作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苗头或群体性事件尚处在酝酿过程中的，由科室直接负责人和分管领导出面做好化解疏导工作，听取群众意见和要求，应当解决的要明确答复群众；不能解决的，要说明原因，讲清道理，并做好思想教育和法制宣传工作，化解矛盾，避免事态扩大。同时，要将工作情况及时报应急领导小组，并准备好处置预案。
（2）、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单位负责领导小组成员应迅速到达现场指挥、处置。尽快控制事态的发展，工作人员应诚恳听取群众代表的意见和要求，面对面地做群众的工作，对群众提出的要求，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当场表明解决问题的态度；无法当场明确表态解决的，责成涉事单位或部门限期研究解决；对确因决策失误或工作不力而侵害群众利益的，讲清道理，耐心细致地做好政策
宣传解释和说服教育工作。稳定群众情绪，及时疏导化解矛盾和冲突，控制事态发展。
二、工作原则
处置群体性事件总的要求是：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按“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岗位责任制。
2、预防为主、防患未然。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将事件控制在萌芽阶段，及时消除诱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各种因素。
3、依法处置，防止激化。
4、加强教育，正确引导。要教育群众遵守法律法规，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通过合法、正当渠道和方式反映问题。
5、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结合。事前处置做到信息反应灵敏，事中处置做到依法、及时、稳妥，事后处置做到精确处理，追踪掌控。
三、善后工作
群体性事件现场事态平息后，对已经承诺解决的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到位，不得搞虚假承诺或久拖不决。对法律法规和政策有明确规定而没有落实到位的，办公室要加强监督检查，督促单位或部门加以落实；对群众因不了解有关规定而存在误解的，要说明真相，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法制教育工作；对有关规定不够完善的，及时修改完善。坚决避免违背承诺、失信于民，重新引发群体性事件。
黄塘镇卫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