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也谈“托尔斯泰主义”对道儒墨古典文化思想的继承与背叛
也谈“托尔斯泰主义”对道儒墨古典
文化思想的继承与背叛
目录
引言
1．托尔斯泰与托尔斯泰主义 1.1 托尔斯泰 1.2 托尔斯泰主义 1.2.1道德的自我完善 1.2.2不以暴力抗恶 1.2.3博爱
2.《复活》中托尔斯泰主义对孔孟老古典文化思想的继承 2.1 “托尔斯泰主义”对老子的“道”的继承 2.1.1 深刻剖析罪恶之源 2.1.2 崇向“返回自然” 2.1.3 主张“无为”而治
2.2 “托尔斯泰主义”对孔孟的“仁”的继承 2.2.1“与“修身成仁”思想的继承 2.2.2 与“仁爱”思想相似
2.3 与墨子“兼爱非功”思想的继承 2.3.1 “兼爱”与“博爱” 2.3.1“非攻”与“不以暴力抗恶”
3.《复活》中托尔斯泰主义对孔墨老思想的背叛 3.1 与儒家的人文精神相悖 3.1.1 世界观不同
3.1.2扬弃儒家的现实主义人文精神 3.2 与老子思想的貌合神离 3.2.1 无为的目的不同 3.2.2 具体内涵不同 4.结论 摘要：19世纪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家、思想家托尔斯泰，在其丰富的人生历程和文学创作过程中，怀着拯救世界的宏愿，一直坚持不懈地对人生意义探索思考，对拯救世纪的良方痛苦地追寻，形成了他毕生的思想结晶——托尔斯泰主义。托尔斯泰主义的基本内涵包括“道德的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恶、博爱”等三个方面，这与中国先秦时代道、儒、墨诸家古典文化思想相比较而言，有它的合理的继承的部分，也有背叛扬弃的一面。
关键词：托尔斯泰主义
古曲文化思想
继承
背叛
引 言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列宁称他是伟大的艺术家，指出他在半世纪以上的文学活动中创作了许多杰出的作品，他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和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超越了任何在世的小说家”，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据第一流的地位。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复活》等，也创作了大量的童话。他的作品描写了俄国革命时期人民的顽强抗争，因此被称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镜子”，列宁曾称赞他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复活》是他最具影响力及代表性也是成就最高的作品之一，集中体现了“托尔斯泰主义”精神内涵，读研中可以发现托尔斯泰主义与孔墨老古典文化思想的密切联系，但因为地域与时间的差异性使得这位伟大的作家并不是完全领悟和继承孔墨老古典文化思想，这里就结合
一、托尔斯泰与托尔斯泰主义
（一）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于1828年8月28日诞生在土拉省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父母早亡，在姑母和家庭教师的教养下长大。他一生的大半时间是在自己的庄园中度过的。1844年入喀山大学的东方语文系学习，次年转入法学系，受卢梭和伏尔泰的启蒙思想的影响，开始对农奴制社会和学校教育不满，于1847年退学回家，从事农奴生活的改革，失败后，于1851至1854年自愿到高加索服 2 兵役，经历了克里米亚战争，加深了他对沙皇专制制度和贵族阶级的不满。50年代的农奴制危机和社会动荡促使托尔斯泰去探索解决贵族与农民矛盾的途径。托尔斯泰自幼就开始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优越性。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漫长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
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他从忏悔至对人生问题的正视和思索，对生命价值探索的痛苦历程，铸就了托尔斯泰这个文学巨匠，同时形成了他伟大而深刻的文化思想。托尔斯泰在通过《复活》等一系列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的无情揭露批判外，还积极宣扬悔罪、拯救灵魂、禁欲主义、“勿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等思想，宣扬一种属于托尔斯泰自己的宗教色彩的“博爱”思想，人们称之为“托尔斯泰主义”。
我们在阅读他的作品之前，往往就早已对与他有关的一些术语、名词耳熟能详了。比如“俄国革命的镜子”，“心灵辩证法”，“托尔斯泰主义”，“博爱”，“道德的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恶”等等不一而足。然而仅仅依靠这几个抽象的词语是远不足以把握他那崇高圣洁、博大精深、不断燃烧、不断升华的伟大灵魂。高尔基曾经深有感慨：“望着这位老人，好像望着瀑布，望着一种巨大的自然力量”“他说话时，如同一座高山！”，托尔斯泰真是时代的巨人。
（二）托尔斯泰主义
托尔斯泰主义的具体思想内涵包括三个方面即：道德的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恶；博爱。
1、道德的自我完善
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所倡导人道主义，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而是基督教人道主义，神人性和上帝的内在性。在托尔斯泰主义中，表现为“道德的自我完善”。在托尔斯泰看来，道德的自我完善便是抛弃利己主义，投身到利他主义中来。一个人，如果仅仅为自己而活，为了自己而不惜牺牲其它人幸福的权利，那就是一个不道德的人，还没有找到生命的意义的人，而生命的真正意义就是在于为了他人牺牲自己。人是具有“精神的人”和“兽性的人”的二重性，3 在人心中那个“兽性的人”会不断站出来试图掩盖每个人温良的本质，诱惑人要及时享乐。当我们认识到自己内心的这种二重性，如果想做一个道德完善的人，就必须经受很多痛苦的考验，就不得不经常要进行道德的自我完善。
2、不以暴力抗恶
“要克服使人们饱受苦难的骇人听闻的罪恶，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总是有罪的，因此既不应该惩罚别人，也无法纠正别人”。“腐化堕落的人想去纠正腐化堕落的人，并想用生硬的方法达到目的，结果是缺钱而贪财的人就以这种武力惩罚人和纠正人作为职业，自己却极度腐化堕落，同时又不断腐蚀受尽折磨的人。“要永远饶恕一切人，要无数次地饶恕人，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无罪的人，可以惩罚或者纠正别人”。《复活》中的人物涅赫留多夫在忏悔过程中，最后在耶稣的诫命中找到完美人和的答案，即：不与恶人作对，要爱仇敌。这是托尔斯泰在他的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在宣扬人性自我完善的同时，指给人们“毋抗恶”这条自我完善之路。固然这种不以暴力抗恶的态度从人文主义角度看，是一种对人性的关爱，对人的善良和怜悯的催化。然而，也充分表现了思想倾向的局限性。从统治阶级角度看，运用暴力是错误的，而人革命的角度看，消极肯定了被压迫者的不反抗。但是，在《复活》中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态度鲜明的否定和批判使我们的认识更清晰、明朗，另读者心灵为之震动。因而简单的宣称“托尔斯泰主义是一种消极的说教”，是对的不恭敬；不论托尔斯泰主义是否太过理想化，毕竟那是一生思想的沉淀的精华。
3、博爱
博爱是基督教精神的核心部分，也是托尔斯泰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复活》中，体现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博爱”几乎可以同“宽恕”等同。因为博爱的最大障碍就是人们不能对伤害过自己的人宽恕，一个人如果不能宽恕别人，人的内心世界就很容易被“恨”的感情所占据，诚然，恶是世界无法和谐、无法共生的根源，可“恨”也一样，“恨”往往是因为人们遭受了恶的摧残而造成的。
在精神复活的历程中，托尔斯泰思想矛盾，心志困苦，最后在《福音》中找到精神的归宿：“人永远承认自己有罪，因此不能够惩罚别人，或者纠正别人”，既然人人心中都是有罪孽的，因此人是不能通过惩罚和报复别人来消灭恶从而寻求自己的安宁，人人都没有这个权力。但是愤恨占据的人的内心而无法使其平静，那么获得安宁的另一个手段只能反其道而行，那就是“宽恕”。一旦宽恕别人，4 人就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面对一切不平等和不公正；只有人人相爱，“暴力就会自动消除”
二、《复活》中“托尔斯泰主义”对道儒墨
古典思想文化的继承
托尔斯泰是欧洲作家中最具有东方传统文化思想色彩的作家，他从50多岁直到临终，广泛阅读过有关孔子、孟子、老子、墨子等中国经典思想家的学说及佛教学说的著述，写过种种论述文章，他对老子的《道德经》也很有研究，曾帮助翻译出版《道德经》，还亲自编选出版了《中国贤人老子语录》，他承认孔孟对他影响“很大”，而老子对他的影响“巨大”。这些都为我们国人多年来所乐道不疲。有人认为托尔斯泰完全皈依了老子的“无为”思想；也有些人认为托尔斯泰取孔子的仁爱、墨子的兼爱非攻、老子的无为思想，而铸就了伟大的“托尔斯泰主义”理论。实际上，带有浓厚的东方文化思想色彩的托尔斯泰主义，并非仅靠他晚年对东方文化的涉猎所能形成，他对东方哲人孔、墨、老子的思想接纳远非一种全盘的继承甚至皈依。只有顾及到和深刻了解了托尔斯泰主义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托尔斯泰精神探索的整个历程，从东西方文化思想的矛盾与交融的复杂的关系中进行分析，便不难发现东、西方思想文化的差异性，托尔斯泰主义是怎样青睐并继承与背叛孔墨老子的古典文化思想。
（一）对老子的“道”的继承
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道，是老子设定的一个极为抽象的概念。“道”产生万物，万物的消灭又归于“道”；万物的生灭都遵循“道”的循环规律，而这种规律又是能够认识和掌握的。而在中外文化相互交流、促进和发展中，托尔斯泰吸取了老子的“道”和“无为”的思想精华，他所理解的老子的“道”，是一种可以消除人欲横流、克制肉欲、注重精神的思想力量。
1、深刻剖析罪恶之源
老子把人的“占有欲”看作一切灾难的根源。老子深刻揭示了战争的根源，就在于统治阶级的贪得无厌；这种贪得无厌，正是发起战争、掠夺的思想动机，因而给人民带来血腥、灾难。“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②（第280页第四十六 5 章《知足常足》）。老子的这种见解十分深刻，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统治阶级为满足个人的强烈欲望，贪婪地发动战争，对别人进行掠夺、侵害的罪恶行径。
小说《复活》中涅赫留多夫原本纯洁无私，可当他三年的大学毕业而成为军人后，“生性热情的涅赫留多夫就完全沉湎于这种受到周围所有人赞许的新生活了，己别无他求了。这种变化始于他到彼得堡之后，而进入军界后便彻底完成了。军官服役向来就是使人堕落的，„„自从服军役，开始过像他同僚那样的生活之后，也就处于这种疯狂利己主义心态之中了”①（第27页，第一部第十三节）。夫步入高层社会后，人欲横流，遇到姑妈家孤苦伶仃的养女卡秋莎后，为满足个人的兽性肉感和情欲。“兽性统治了一切，其他任何感情都不存在了„„他只想着一件事，如何才能单独见到她（卡秋莎）”①（第33页，第一部第十六节）。更为荒谬的是，涅赫留多夫千方百计诱奸了卡秋莎事后只是不负责任地给对方一百个卢布，“我要同你告别了，他手里捏着一个装有一百卢布的信封，说：这是我„„”①（第36页，第一部第十八节），由于一己私欲的贪婪，造成了对卡秋莎莫大的伤害，这种先引诱后侵占之恶，并不次于暴力战争给别人的侵害。托尔斯泰通过人物涅赫留多夫作恶及源由的探究，深刻提示一个道理：“人自私的为追求自我的各种欲望而对另一部分人施加暴力”是罪恶之源。
可以说，托尔斯泰与老子这两个生活在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伟人，其思想体系中，对人类“作恶”之源的深刻剖析，有同工异曲之妙。
2、崇向“返回自然”
在老子的学说中，还有一个概念就是“道法自然”。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②（148页第二十五章《道法自然》）。在老子看来，人、地、天都取法于“道”，而“道”取法于“自然”，“自然”就是天地人等万事万物自己原本的样子，是天地万物最普遍、最本质的联系，它最终取法于“自然”，是人、地、天、道的最高法则，这里给我们的启示是：推进人类的文明进步，要取法于自然，自然界的许多事应顺其自然，“顺应外在的事物，又能操持自己的真性；心境宁静清虚，但能包容万物，对不合的一切及时醒悟消除邪念”
②（150页第二十五章《道法自然》）。
托尔斯泰对自然有独特的理解。他早年就崇尚卢梭的“返回自然”的学说。他主张从文明向自然的回归，为了挣脱文明社会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他主张返回自然、到自然中去寻找解救的良方；他还倡言心优于脑，他认为，良心是我们最好的、最准确的指南，使人类有别于兽性而趋向于神性的，不是理性，而是人天 6 生的情感良知。这一观点与老子“道法自然”说的是同一个道理,他曾多次称道和引用《道德经》,提出“无为”,倡言“勿以暴力抗恶”,呼唤宗法制社会。有研究者认为他是“俄国的老子”。
3、主张“无为而治”
老子曰：“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而己。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②（174页第二十九章《圣人无为》）。老子认为，想要治理天下而有所作为，反而是达不到目的的，天下是一神妙之物，对天下是不能采取勉强行为的。老子“无为”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以柔克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剩强，柔之剩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②（第452页第七十八章《柔之胜刚》）。这种“无为”说，是针对统治阶级而言的，托尔斯泰对老子的这种“无为而治”说法完全赞同，在1884年3月10日的日记里他写道：“应当像老子说的像水一样，它不可阻挡地流动；遇到堤坝它就停住。冲决堤坝，它又流了。在方形容器里，它是方的；在圆形容器里它是圆的。所以它是最重要和最有力的。”后来他的“不以暴力抗恶”论，也是针对统治阶级暴力行径而言的。托尔斯泰最先把“暴力”和“权力”分开，后来认识到“权力”就是“暴力”，“暴力”就是能强迫人们执行政府规定和别人意志的力量。他认为“不能惩罚别人，纠正别人” ①（第243页，第三部第二十八节）。以暴力的办法对付罪恶的暴力，必不能胜，其结果是作恶者不能自我醒悟，变本加厉的。
（二）对孔孟的“仁”的继承
1、与“修身成仁”思想的继承。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它是一个非常广泛而复杂的概念，是统摄各种思想，完成人格，修养的总称。其弟子曾子曾把“仁”解释为“忠”和“恕”:“夫子之道，忠恕而巳矣。”“忠”是尽己，“恕”是推己。“尽己”是指天地之事都是我的分内之事，“推己”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因此，“仁”不仅是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孔子理想中做人的最高标准。孔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④（第41页《里仁篇第四》）。所以，“仁”对人的道德修养是至关重要的，它贯穿于人的 7 一言一行中，一时一刻都不应与“仁”违离。逆它者死，顺它者昌。孔子认为，“为仁”的关键在于自己。“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④第84页《述而篇第七》”。在儒家看来，人的一生避免不了犯错误，但只有知过必改才能得仁。“仁”就孕育在人的内心之中。因此，人除了要不断进行高度的反省，自觉地去追求无限深广的内在道德的“善”以外，还要时刻不忘“尊道贵德”去“爱人”，以此来启发这种内在的以善为生命根源的道德理性的人格世界。“仁”就自然获得了。
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是最能充分反映托尔斯泰伦理道德思想核心的了。作家“最初的构思是以一件诉讼案为基础,写一本道德教诲的小说。但在十年创作过程中,他几易其稿,主题有所变化,最后写成一本表现尖锐的阶级对立、政治意义很强的社会问题小说,书中的托尔斯泰主义的伦理道德思想也异常集中。”⑦《复活》中有许多关于良心、人性等道德思想的探究,可最主要的是通过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和卡秋莎的“忏悔”和“宽恕”,走向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复活”,使“人性”由丧失到复归,从而达到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托尔斯泰主义中“道德的自我完善” 和孔子的这种“修身成仁”思想是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2、与“仁爱”思想相似
孟子同样将“仁”作为道德学说的价值核心,所不同的是更注重的不是“仁”外在的社会伦理性质,他更关注“仁”内在于人心中的意义。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正因为人性本善，所以“仁”的善端就天然地包含在人心之中,他说“仁,人心也”,并且提出更系统的解释,即著名的“四端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将外在的道德规范与内在的人性本质相合一,肯定“仁”的道德追求源于人性内在的需求,孟子把孔子所开创的儒家道德学说更进一步导向内转,使儒家思想更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托尔斯泰的晚年，曾不间断地研究孔子的学说，在孔子“仁”的思想影响下，他把孔子的“爱人”“泛爱众”的“仁”的观念，经过一番揉和加工改造，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这就是具有“博爱”因素的基督教教义。
托尔斯泰说:“一个活生生的人不能不理解哪怕只体验过一次而在最早童年时代常有的欢乐的感情，哪怕由于感动而希望热爱一切的欢乐的感情:热爱亲人、坏人、敌人、狗、马、青草;希望一切都好，一切幸福”。⑧这就是托尔斯泰的博爱 8 观。由善、爱发展到自我牺牲，不惩罚别人，饶恕一切人，与一切妥协，这就是“托尔斯泰主义”“博爱”的主要内容。
和孔子一样，托尔斯泰认为罪恶和过错是不可避免的，但解决它的最好办法是相信上帝和上帝所主张的博爱思想。他说:“要想从人类所遭受的可伯的罪恶中得救，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人人永远承认自己在上帝面前有罪，因此，不能够惩罚别人，纠正别人。”①（第243页，第三部第二十八节）。而不惩罚别人，就要人类互爱互助。“因为相互的爱，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法则„„人也只有在爱别人的时候，对待别人才可以有益处”，否则，“不用爱对待别人，日后就会叫别人遭受无穷无尽的痛苦，同时，自己也会招来无穷无尽的痛苦”。
托尔斯泰所相信的爱是根植于人心的,是属于人的,是人的一种高尚情感和理性能力,这就是“博爱”。通过对基督教义的反思和梳理,托尔斯泰的人生观点逐渐倾向于东方精神,与的儒家学说所宣扬的核心价值“仁爱”思想是很相似的。
（三）与“兼爱非功”思想吻合
1、“兼爱”与“博爱”
“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③（第122页《兼爱上》）。“兼爱”就是爱己兼爱人，爱人如爱己，爱百姓而达到互爱互助，而不是互怨互损；兼爱是大到国家之间要兼相爱交相利，小到人与人之间也要兼相爱交相利，近别人财物、家室乃至国家，如爱自的、国一样，表现在大国不侵略小国，国与国之间无战事，和平共处。兼相爱，世上就不会有盗贼，不会有相互攻打、侵占了，从而达到天下大治。“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③（第127页《兼爱中》）。墨子认为，天下之乱起源于不“兼相爱”。明君应努力治天下之乱。
在《复活》中，托尔斯泰“那些省长、监狱长、警察也许都是必要的，但是看着这些人丧失了基本人性相互间的爱和怜悯，这多么可怕啊。„„人民之间相互的爱乃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法则。诚然，人不能强迫自己去爱，那你就乖乖地待着好了，涅赫留多夫暗自想道：你尽管去同自、同物品打击交道，随你的便，可就是不要跟人打交道，就象一个人想吃东的时候才会有益无害一样，只有当你有爱的时候，才可能对人有益无害„„”①（第193页，第二部第四十节）而且，9 托尔斯泰认为，“人与人之间相互的爱乃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规律。”达到社会完善和个人解放的手段之一就是爱人，爱就是人生的全部。《复活》中的女主人公卡秋莎对无辜玷污、伤害她的涅赫留多夫的宽恕、原谅。也实际上是托尔斯泰对“博爱宽恕”思想的一种遏力鼓吹。托尔斯泰的这种“博爱”思想，与墨子的“兼爱”思相两都一样，把“爱”都放在关系着天下的治乱和社会发展的高度去认识的。
2、“非攻”与“不以暴力抗恶”
墨子认为，盗人财物为不仁，而为治本国天下，攻打别国来扩大本国疆域，为更大的不义。在《非攻中》说：“虽四五国则得利焉，犹谓之非行道也。„„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恶失，欲安而恶危，故当攻战而不可不非。”③（第162页《非攻中》）。非攻就是反对一切非正义的战争，主要表现在国与国之间。墨子以孔孟的“仁”为标准，指出“攻”的不仁不义，竭力主张“非攻”。
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恶”思想与墨子的“兼爱非功”思想很有相似之处，可以说，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从某种角度看，是“兼爱非功”思想的继承。他的“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把仁爱与幸福联系在一起，认为幸福在于勿抗恶、宽恕和热爱他人；以暴制暴必然产生新的暴力，就无爱可谈，而应以“爱”和“忍耐”去感化、消除“恶”；他认为暴力的本身就是一种恶，在《复活》中就深刻地揭露了暴力的罪恶，揭露法院作为一种行政工具，为达到目的，宁可用处罚消除十个没有危险的人”，就是最大的不道德。这种反对暴力行为的倾向与墨子对“饰（掩饰）攻战者”的反对，也有些不谋而合之处。
三、《复活》中托尔斯泰主义对道儒墨
思想的背叛
（一）与儒家的人文精神相悖
1、世界观不同
在看到托尔斯泰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契合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不应该忽略不同文化背景中宗教性的道德情感和世俗性的道德情感之间的差异。儒家的“仁”则更富有日常伦理色彩,表现为一种主观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其所主张的“爱人”基于主体心理情感基础之上有一个由内向外渐次推进的过程,也就是儒家说的“推己及人”,必然导致“爱有差等”的结果,而且这种差异总在文化的深层中存 10 在着。孔子将现实中的人区分成“君子”和“小人”两种，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④（第44页《论语•》里仁篇第四）。而托尔斯泰由于其受俄国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背景和基督教影响,以及个人世界观局限，他讨厌宗教，但最终还是从宗教中寻求救世“真理”只能在《福音书》中找到精神归宿，找到一条指引人们走向上帝、接近天国的一条完美途径，富有唯心主义世界观。“这种真理也只是一种神圣的、超脱现实的基督教的真理”。⑤（第498页第六节《托尔斯泰》），2、扬弃儒家的现实主义人文精神
中国的儒家思想是可以“吸取精神方面的力量”的源泉。(见1900年11月一则日记)儒家思想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现实主义的人文精神。它不关心非现实性的抽象世界。“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④（第128页《论语•》先进篇第十一）。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而早早地就把“上帝”和“天国”引人了人心:“天生德于予”(孔子)，“万物皆备于我” ⑥(第 页《》)，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⑥(第 页《》)。儒家的性善论主张自我修养，讲“三省吾身”，孔子意图通过“仁”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以达到恢复周礼的目的，从而治国安邦，平天下，建立现实中的王道乐土。
而托托尔斯泰的“道德自我完善”思想，充满了西方基督教文化关于人的原罪、必须忏悔、必须自我求得救赎的罪想感。愈来愈倾向于否定现实生活，完全致力于拯救“灵魂”的事业。这种完全沉溺于个人内心的生活，视现实人生的事业为徒劳无益而不予过问，不要过人的生活，而要过神的生活的思想已经和儒家学说是背叛的。
（二）与老子思想的貌合神离
1、“无为”的目的不同
托尔斯泰“不以暴力抗恶”和主张“无为而治”和老子“无为”思想很相似的。但它们之间有着很大差异。托尔斯泰“无为”中浸染着基督教关于人人有罪，没权惩罚别人的浓重的忏悔自责的宗教气味。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①(扉页上《约翰福音》)，其目的是寻求救世真理，引导人们人生道德完善，通过天国的美好境界。而老子站在没落阶级立场上，希望社会为断变革。当他对于社会现实失望，面对社会变革感到无可作为时，对现实活动失去了衡量是非好坏的尺度。既然“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②（344页第五十八章《福祸相依》）。那么人们只好听命于道的自然运转而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对于“道”探求，显得有些无奈之感和消极退让。
2、具体内涵不同
不同时代和环境下的思想家思想不可能完全相同,托尔斯泰与老子也是如此,虽然二者都提倡“无为”,但其具体内涵不完全一致。
托尔斯泰的“无为”不仅宣扬“勿以暴力抗恶”和不以苛政扰民,还否定国家与政府,最终意在实现“博爱”;而老子“无为”是一种形而上为的理论,形而下为政治主张,想更有效地实现国家统治。一是勿以暴力抗恶，托尔斯泰认为弱者以暴力抗恶是不能成功的,应该逆来顺受,什么也不做(即“无为”)；他认为暴力反抗只能招致更强烈新的暴力，就无爱可谈，而应以“爱”和“忍耐”去感化、消除“恶”；他认为暴力的本身就是一种恶。而按照老子“柔弱胜刚强” ②（第452页第七十八章《柔之胜刚》）的原则,“无为”的逆来顺受的弱者是一定会胜过强者的。
四、结语
集思想家和艺术家于一身的托尔斯泰，其一生在探索“人生的完善的道路”和寻求“拯救世界的真理”的精神求索历程中，与中国诸子百家时期的“道、儒、墨思想”有着不少的共识，在大量研究孔、墨、老文化和青睐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后，进一步借鉴、参考和研究，并加以诠释改造，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托尔斯泰主义”。托尔斯泰的“道德的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恶、兼爱”，与中国古代道、儒、墨家的“天法道，道法自然”、“兼爱、非功”和“仁爱、为政以德”等思想，有着不少的契合，甚至有些如出一辙。然而毕竟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托尔斯泰在继承的同时，也有不少的背叛和蒙上宗教色彩的创新。学术研究界对“托尔斯泰主义”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研究不断推进，名家“巨匠”正不断摆脱将“托尔斯泰主义”与中国诸子文化思想对照、比较的局限，全面深刻地考察托尔斯泰思想探索的东方走向。让我为之耳目一新，只是觉得，我们今天初涉研究的人来说，如何全面、深刻认识“托尔斯泰主义”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首先也不妨先从这些局部的、初步的认识开始，从而达到融会贯通。
参考文献：
①李辉凡/译•《复活》• [列夫•托尔斯泰•]，光明日报出版社，2022.5 ②文若愚•《道德经大全集》•中国华侨出版社，2022.4
③方勇/译•《墨子》•中华书局2022.10
④陈晓芬••徐儒宗/译•《论语•大学•中庸》，中华书局，2022.11 ⑤张铁夫•王田葵•《外国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22.3 ⑥《孟子》
⑦洪二林•王卫华•托尔斯泰的伦理道德思想——《复活》中的道德自我完善思想《道德与文明》 1988年05期
⑧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哲言荟萃》
第二篇：也谈“因文解道”与“因道悟文”
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
也谈“因文解道”与“因道悟文”
——关于高中语文“课文阅读”教学内容的思考
根据《上海市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试行稿）》（以下简称“课程标准”），“课文阅读”的课程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道”，即课文承载的主旨意义、主题观点、思想情感等；二是“文”，即课文的表现形式，包括文本显性的外部形式，如字、词、句、段、篇等，也包括文本隐性的组合手段，如材料的选择安排、表达技巧、表达方式等。在“课文阅读”教学中，“课程标准”并不排斥对文本所承载的“道”的理解，但是更强调“文”的训练；在关注“道”的同时，尤其突出培养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
一、因文解道：“课文阅读”教学的第一要著
因文解道，指从文本的语言文字领悟其内在的思想内涵。
当前语文教材单元编辑大多以人文主题为编排方式，注重课文的“思想性，艺术性，科学性，可读性”。文本的思想内容是选文能否被选入教材成为课文的第一要素，课文阅读首先应该感知这些主要东西，摄取总体印象。
“课程标准”在对各种文体提出课程内容要求时，都将“文章内容”或者的“见解”、“感情倾向”和“基本思想”放在首位，强调要“整体感悟（知）”。因为每篇课文都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是对心灵世界的描述和摹写，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外在显现。它集知识、思维、情感、审美等各方面于一体，而这各个方面又体现在每篇课文的字词句段中。虽然字词句段是整篇文章的部分，但它们又是不同层面的整体。
“整体感悟（知）”，须因文而行，着眼于课文全局，走进文本世界，从“文”的不同侧面观照文本，通过读者的主观认识，对课文要点进行宏观的理解和把握。如：阅读小说，要从情节、人物、环境等领会主题；阅读散文要从人物、事物、景色、事件等品味旨意；阅读议论文，要从中心论点、分论点以及论据中领悟的思想观点；阅读说明文要对事物或事理的说明过程、说明方法的分析中抓住说明对象的特征„„从而避免对课文进行“肢解式”条分缕析。
遗憾的是，很多阅读教学没有基于文本自身的语言文字去指导学生领悟其内在的思想内涵。例如教学《绝版的周庄》，让学生着重理解对于周庄“绝版的”所带来现实困境的担忧和思考，同时还在优雅的古筝声中为学生展播江南古镇的图片，讨论“要不要保留这些古镇？怎样处理保护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其实，如此解“道”，游离于文本之外。《绝版的周庄》是一篇抒情散文，对周庄的渴慕与珍爱之情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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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久。见到周庄后，内心的渴慕之情，化成一股相见恨晚的低声诉说，融成周庄的一景一物。文本的主旨并不在于对周庄会不会被现代都市气息给同化掉的理性思考，更没有刻意突出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因“文”解“道”，教师应该引导学生从笔下的一景一物的特点入手，从具体的语句用词、修辞手法中，感悟周庄的特点与渗透在这些特点中的关于“绝版”的意义，体会对周庄内心的渴慕与珍爱之情。
尽管“课程标准”倡导多元解读、创造性的解读，但是这种解读不可能是完全的绝对的“自由”解读，必须切合课文最基本的、最主要的“意义”。脱离了具体的“文”，势必会误导学生对于“道”的理解。这样建构的教学内容就属于“伪教学内容”。
二、因道悟文：“课文阅读”教学的核心内容
因道悟文，指根据思想内容，领悟文本的语言文字是如何将内在的“道”传达出来。如果过分强调将“整体感悟（知）”作为阅读方式，不做细节之处分析，总是笼而统之。其结果常常是，语文教学进入重“道”轻“文”误区——尚未对字词句进行具体的感受、理解，就漫无目的地去拓展、延伸。看似突出了语文的文化性和人文内涵，其实弱化了学生的语言感受能力。
“课程标准”对“文学作品”提出要领会“语言表现力”，体验并赏析其“表现形式”；对“文化作品”提出要理解“词句的含义及其内在联系”，体会“关键词句在文中的作用”，正确分析“文章的结构、写作手法和语言特点”，把握“文体格式和语言特点”等要求；对“优秀的文言诗文作品”提出要简要地评析作品的“表现手法、语言风格”。“课文阅读”教学既要让学生了解课文的内容，也要让学生学习课文表达内容时所采用的语言手段，“不在从内容去深究探讨，倒在从文字的形式上去获得理解和发表的能力”（夏丏尊语）。悟“文”是“课文阅读”课程内容的核心。
当然，强调悟“文”并不意味着要引导学生研究语言文字本身，其重点应该放在语言文字的理解与运用上——通过哪些语言表达了怎样的意思，怎样表达，以及为什么这样表达。如教学《胡同文化》，可以把教学内容定在理解赋予北京胡同文化的内涵上，并以此作为重点训练学生的概括要点、提炼精义的阅读能力；引导学生感悟渗透于文本中的的思想感情以及平淡、朴素、口语化的语言特色，理解汪曾祺先生的思想创作和散文特点。据此，某教师安排以下教学流程：
1．欣赏与北京胡同相关的图片和歌曲，通过形象的画面和动听的歌曲，初步让学生对“北京胡同”特征及其文化内涵有所感觉。
2．自由朗读课文，将自己欣赏图片和歌曲后的感觉，与的感觉对照起来，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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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语言把自己的感觉描述出来。
3．听录音示范朗读，再次熟悉课文内容，勾画重要词句，寻找表现的强烈感觉的句子。小组讨论，做两件事：(1)在对胡同和胡同文化描写中，包含了怎样的感情和思考？要求学生结合具体的能传递情感和思考的句子进行回答；(2)思考为什么用这些句子，它们在语言上又有怎样的特色？
从胡同的特征以及文化内涵的感觉，到对《胡同文化》整篇课文的感觉，到对课文中关键语句的感觉；从朗读有感觉的语句，到说出自己的感觉，到同学之间相互交流感觉，„„渐渐地，学生走进了对课文语言的感觉之中。这就是因“道”悟“文”。
悟“文”，最基本方式是斟词酌句。词不离句，句不离段，段不离篇，用联系的思维去把握具体语言的味道，领悟全文的真谛。只有把具体的语句放到整篇课文的链条上去理解，才能准确把握其表意所在。而有的课文阅读，往往喜欢离开文本，或热衷讨论一些思想观点，或就课文本身观点谈观点，或引申到文本之外，始终徘徊于课文语言之外。这些都偏离了“课文阅读”教学的核心。
三、“解”道“悟”文：“课文阅读”教学的动态体验过程
较长一段时间，“课文阅读”教学大都是把“字词句篇，语修逻文”视为静态的语言材料堆砌物，周而复始地带着学生进行抽象分析、机械训练。语文学习固然需要科学训练，从名篇背诵、语言积累到形成良好的语文阅读习惯，必须依据科学的方法经过较长时间的训练，才能形成并逐步奠定起坚实的语文功力。
“课程标准”中多次提到“体验”、“体会”、“感悟”等，则是要求教师把静态的分析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转化为动态的、以学生的体验和感受为主的教学模式。可是“课文阅读”教学常常是，学生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问题的结论上，而这些问题又不是学生在“解”道与“悟”文这一阅读过程中发现的，更不是学生自己思考的结果，而是教师根据自己对文本的“道”与“文”的理解感悟提出来的，学生只关心老师是什么结论。
“解”道“悟”文得进入文本，沉浸其中，不必急于归纳中心、把握思想，而是要在阅读过程中有所心动，形成一个大体的感觉。“体验，就是依据自己的已有经验，包括生活的积累、知识积累和思想认识水平，从具体的语言中体会到文本的内涵，或产生共鸣，或产生疑惑；感悟，是指经过共鸣、生疑、探求以后，明白一些道理——包括知识的道理和思想内容上的道理，形成自己的见解”。
学生的“体验”往往带有鲜明的个体差异，甚至有时还会出现错误的见解。如教学《哦，香雪》，就有学生质疑“香雪以一篮鸡蛋换回一只铅笔盒的情节”，认为香雪与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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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桑的《项链》中的女主人路瓦栽夫人是相似的，后者为了出席晚会借项链而丢失假项链，吃了整整十年的苦，究其实质，都是出于虚荣心„„由于受生活阅历和生活环境的限制，学生不了解香雪的生活方式，无法体验她的内心感受，也无法感受她追求自尊、向往山外文明、憧憬改变人生命运和家乡命运，很自然地对香雪就有了曲解——把她和路瓦栽夫人等同起来。
所以，“解”道与“悟”文，要在“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类比和比较、质疑”动态体验中，舍弃事物与现象中非本质的、偶然的因素，获得本质的、必然的认识，从而上升到理性的高度。这需要给学生以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并及时加以点拨和指导，用教师的智慧去影响、感染学生，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探求精神，鼓励学生形成独立的科学的见解。
读一篇文章不仅要获取文本反映的思想，更要思考这样的思想为什么用这样的语言文字，而不用那样的语言文字来表达的理由，从而懂得这样运用语言的所以然，以掌握渗透着思想的、生动的语言文字。因文解道，因道悟文，要紧密结合，融为一体。
第三篇：现代歌词对古典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现代歌词对古典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如今，现代流行歌曲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正在主动或被动地渗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流行歌曲其实是一种文化，尽管更广泛地称之为通俗文化，但它和文学作品是殊途同归的，因为它包含着歌词创作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歌词创作也是一种文学创作，属于文化的范畴。因此许多成功的音乐创作人，就是直接从古典文化中挑选经典的古代诗词，谱上曲子，换一种角度来诠释千古佳句。流行歌曲多表现为一种通俗文化，而古典诗词的介入，将其雅的一面也推到了众人面前。随着历史的淀积，古典诗词以及洗练的语言丰富的情感，越来越成为人们情感表达的载体，而进入现代音乐歌词创作领域，中国古典文化也成了流行歌词创作的重要素材来源，并提升了其质量与层次创作素材。总的来说，现代歌曲对古典文化既有继承，也有创新。
一、继承：
（一）、直接借用古典作品中的词句 对许多现代歌曲词作家来说，借用一些古典诗词中的主题或内容，将其展开或以其为思路加以演绎，给予流行歌曲另一表现空间，继而展现一段现代的故事情感已经不算什么稀罕的事了。因此，古典诗词成了流行歌词创作的重要素材来源并提升了其质量与层次。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有台湾的琼瑶，她擅用古诗旧典来表现恋爱儿女的浪漫情怀。她的很多歌词里都喜欢借用一些古典诗词中的名句，如“才下眉头/却上心头”“，“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与她一贯苦心经营的古典婉约女子的形象是十分吻合的，也非常配合她所创作出的各种形象，一派的诗情画意，高雅脱俗。大陆歌坛岭南派创作人中的领头人物陈小奇的“涛声依旧三部曲”也是如此。《涛声依旧》中他用到张继的《枫桥夜泊》中的“留下一盏渔火让它停泊在枫桥边”，“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白云深处》中他把杜牧的《山行》作了适当的改编，“坐在路口对着夕阳西下/白云深处没有你的家/你说你喜欢这枫林景色/其实这霜叶也不是当年的二月花”。他是喜欢将古诗词中的名句或典故经演绎与现代人的情感相结合而成歌词，由此而形成他独特的陈氏风格，也为中文流行歌词创作形成一个典范。还有一些流行歌曲喜欢用唐诗宋词的标题或名句作为歌名，如王菲的《明月几时有》，伊能静的《念奴娇》，周杰伦的《兰亭序》、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等等，这些歌词创作只是借用唐诗宋词的名或其中某个著名词语，但却给人眼前一亮之感，立即产生兴趣。
（二）、化用文学意象，浓厚的文化意蕴
古典文化直接成为流行歌曲的表现主题与内容，丰富了流行歌曲的情感表现力流行歌曲展现千姿百态的生活，表达形形色色的情绪与心态。而曾作为时代的流行歌曲，它的功能与意义恰好在此。尽管处于不同的时代，经历的事物各有不同，由此衍生而出的情绪感受也会相去甚多，但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反应与情感，却并不受时代与地域的限制，因此，某些古人所经历的心理应变放在今日也同样可以适用，那么用以表现古人情感的古典文化中的文学意象同样也会是今人的心理映照。文学意象的化用往往使歌曲的层次得到提升，哼唱起来也更加动人。
中国古代传统诗歌辞赋中经常使用的意象有风、花、雪、月，梅、兰、竹、菊，琴、瑟、琵琶等，在中国风歌曲的歌词中为了体现传统文化意蕴，势必要用到这些具有特定内涵的意象群。例如“菊”就很常见：《中华民谣》 中“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醉人的笑容里有没有，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周杰伦《菊花台》“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发黄”等。又如古人的文化修养用琴棋书画四方面的才能表现，其中琴为首，作为中国丝竹管弦乐器，琴讲究虚实相生弦外之音，它融汇了百家精髓，尽展人心深处恬静安详潇洒之声，代表着古老神秘的东方思想。用在歌词中更是令人赞不绝口。如：“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岁月在墙上剥落看见小时候/犹记得那年我们都还很年幼/而如今琴声悠悠我的等候你没听过”（周杰伦《东风破》）；“远方有琴悄然空灵声声催天雨/涓涓心事说给自己听/月影重重烟火几重烛花红/红尘旧梦梦断都成空”（许嵩《清明雨上》）；“风儿吹花落随/今生爱你不悔/琴声萦绕道出我和你永世相随/我今夜的爱倒影在你的美”（袁耀发《花落随》）邓丽君更是直接将古典诗词拿来常。如：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苏轼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柳永的《雨霖铃》、辛弃疾的《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等。加上邓丽君那婉约清丽的唱腔,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这些足以说明古典文化与流行歌曲的渊源关系。
作为古诗词中常出现的意象，“琴”“瑟”“琵琶”“弦”“丝竹”等在中国风歌曲中势必会频繁出现，传统戏曲的演唱方式也被加入其中，词将这些具有中国古典文化内涵的意象融入现代诗歌语词中，使歌曲带给人一种浓郁的文化气息和深刻的人生体验，像黄阅的《折子戏》中唱到的：“你演的不是自己/我却投入情绪/弦索胡琴不能免俗的是死别生离”。为纪念张国荣而创作的歌曲《折子戏》在惋惜追忆的同时，也唱出了张国荣如梦如戏的凄美一生，以京剧唱腔为引子，把流行音乐与中国国粹京剧结合起来，加入了“凤冠霞衣”、“折子戏”、“弦索胡琴”、“大红的幔布”、“油彩”等中国特色元素，通过黄阅的完美演唱形成了一种荡气回肠的动人情怀。流行歌曲这种通俗的文化形式，在古典文化的熏陶下，恰到好处的将其雅的一面也推到了众人面前，其艺术层次也得以较好的提升。
（三）、提供了一种好的思路与风格
现在很多的流行歌曲在写作形式上，仍从古典文化中汲取营养，既是大众文化水平的提升也是复古的一种流行，这是整个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结果。这样既使得词作技巧上继承了传统诗词语言上的提炼与表达手法上的含蓄内敛，也创造了一种中国风的歌曲，丰富了现代歌坛，成为歌坛与词作领域一朵奇葩。如：周彦宏《醉我一千年》：“细雨微风凭栏/思绪如水蔓延/伊人独立窗前/淡妆浓抹容颜/远去的油纸伞/锁住深情的双眼/画中私语的浮萍/芬芳谁的诗篇/别再轻叹夕阳/又送走远山/断桥虽断/忠贞的爱依然在人间/鸿雁飞来升起心帆/吻皱西湖的思念/醉我一千年”歌词中用到了“细雨”“微风”“水”“浮萍”“夕阳”“远山”“鸿雁”“西湖”等自然景观意象，“栏”“窗”“断桥”等建筑景观意象，“帆”“油纸伞”等文化景观意象，众多意象共同构筑了这幅漫游于西湖断桥独自思念沉醉的深情画面。中国风歌曲歌词正是打破习惯性语言组合方式，用陌生化的语言营造意境，将意象中所体现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相交融，构筑现代诗歌中的古典意蕴，让接受者获得如诗如画般的美感享受。
二、创新：
其实很多从古典文化中所吸取的内容与其原本的社会文化背景并无太大联，但却提示了现代流行歌曲与古典文化的那种丝丝缕缕的密切关系，就算是“旧词新唱”了。在继承的基础上现代歌词也有一些创新的地方。
（一）、超常搭配
20世纪结构主义符号学杰出人物罗曼· 雅可步逊曾说超常搭配是对普通语言有组织的违反。超常搭配这种有组织有准备的违反让语言风貌焕然一新，从而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和美感。当今社会，是个性飞扬的时代，时尚、流行、通俗倍受人们的青睐，流行歌曲中的歌词作为一种时尚文化元素也越来越多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流行歌词的时代性，新鲜感，甚至超前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语言发展的潮流并引导着潮流。现代歌词创作中超常搭配的的运用比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古人只是为了押韵等偶尔运用，绝大部分还是使用一套的搭配。而如今这种超常搭配是随处可见。方文山的歌词更是如此，其中常常出现名量错位搭配、语言异化等现象。例如：
“荣耀的背后刻着一道孤独。”（《以父之名》）“一道”本是用来形容伤疤等条状物的，在这里与“孤独”搭配，使伤疤的意象与孤独的感情联系起来，使本来就具有哥特式风格的歌词更添加了阴郁颓败的味道，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又如“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东风破》）有人认为这一句语义完全不通。实际上，这是两种意思的合并，可以分为“一壶漂泊浪迹天涯”和“一壶漂泊难入喉”两句来解读。第一句结合了名量错位搭配和借代的手法，“一壶”本该与“酒”搭配，而有意与“漂泊”放在一起，听众将“酒”与“漂泊”的意象不知不觉地融合到一起，使其表达简练而含蓄。“一壶漂泊”在这里代指的是主人公，“浪迹天涯”是主人公的经历。在后一句中，“一壶漂泊”则可能的确指酒，主人公因为心情痛苦而使酒“难入喉”。
某些词汇在歌词这一特殊的语言序列中有了新的存在式，进而拥有了特殊的含义，从而增强了语言的艺术表现力，这在流行歌曲中不乏其例。(二)、句式
随着当代审美形式的变化，歌词在语言表现方面主张随意性、即兴性、散文化、自由化、调侃式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这种手法和技巧的繁复，使流行歌词句式愈发自由与灵活。出现了整句与散句相融合、常式句与变式句穿插等变化。通过句式的变换，歌曲的声音和谐，气势贯通，从而表达了丰富的情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如整句：“暗淡了刀光剑影 远去了鼓角争鸣 /„„湮没了黄尘古道 荒芜了烽火边城/兴亡谁人定 盛衰岂无凭/一页风云过变幻了时空/聚散皆是缘 离合总关情/担当生前事 何计身后评/长江有意化作泪 长江有情起歌声/（电视剧《三国演义》主题曲）
散句：“那是一个秋天/风儿那么缠绵/让我想起他们那双无助的眼/„„他用他的双肩托起我重生的起点/黑暗中泪水沾满了双眼/不要离开/不要伤害„„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 看到太阳出来/ 妈妈笑了/ 天亮了”（《天亮了》）
变换句式如：
“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 深深看你的脸”（《江南》）
这种形式如果出现在其它语体中，恐较难为人们所接受。作为歌词，给人一种言语倒置的新鲜感，以一种清新的活力吸引听众，进而达到强调的目的。既能咏其义而长其言，也便于演唱。这些手法的运用，为歌曲增色了不少，在遣词用句，主题营造，意境铺陈等方面，为现代的创提供了很多好的思路。
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古典文化永远都会对现代包括今后的流行歌词创作中起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现代文化对古典文化的借鉴与沿袭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它将会是现代歌词创作中一个不可舍弃的主题，一种取用不尽的源泉，一个无法回避的诱惑。这些看似“语病”的歌词语言其实是艺术的创新，也是语言的创新，它丰富了年轻人的语言文化生活，构成了独特的语言文化现象。
参考文献：
[1]歌词创作美学[M]．许自强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流行歌曲歌词语言的超常搭配 张鹭 [J]湖北社会科学，2022 [3]《“语病”中的美感——浅析方文山歌词创作的特殊手法》池文汇20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