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深刻认识强军目标的理论价值实践意义
战略指导思想是指导战略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的基本思路与观念，是整个战略谋划的灵魂。它包括战略理论、战略分析、战略判断、战略推理，直至形成战略思想、战略方针，是贯穿战略管理始终的战略思维过程，对确定战略目标、寻找战略重点和采取战略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深刻认识强军目标的理论价值实践意义
来源：解放军报：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中心
时间：2022-05-19 13:02:
32习主席提出的努力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实践意义和明确的实践要求，对此我们必须深刻理解、牢牢把握，以更高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聚精会神、全力以赴助推强军目标的实现。
强军目标的重大理论价值
强军目标是对我军根本原则、根本职能、根本宗旨要求的高度概括，具有根本性。我军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要求人民军队必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一切行动听党指挥；我军的根本职能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要求人民军队必须能打仗、打胜仗，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我军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求人民军队必须始终具有宗旨意识，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具有优良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战斗作风。实践我军根本原则、根本职能、根本宗旨，其根本就是要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三个根本”的要求变成根本目标，这是在理论上的重大创造和升华。
强军目标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具有时代性。马克思说过，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其实，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创造，包括军事理论创造，都具有时代性，都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具有时代的特点，散发着时代的气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了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总方针总任务，邓小平提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江泽民提出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五句话”总要求，胡锦涛集中概括了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都是应时而生、与时俱进的理论创造。当前，国际战略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发展变化明显，我军建设面临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诸如，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复杂形势对我军坚持听党指挥这一根本原则提出的严峻挑战，信息化战争这一全新的战争形态对我军能打胜仗提出的严峻挑战，长期的和平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环境对我军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提出的严峻挑战，等等。习主席适应时代要求，继承和发展我们党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总结建军治军的成功经验，以极其精炼的语言、深邃的内涵，提出了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这是对时代挑战的积极回应，是具有鲜明时代性的理论创造。
强军目标是对新形势下我军强军战略理论的深化与重大拓展，具有创新性。20世纪90
年代党中央、中央军委顺应时代潮流提出科技强军战略，推动军队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国防科技水平、军队武器装备质量和部队作战能力，都上了一个大台阶。但强军除了强物质要素外，更重要的还需要强官兵的素质能力，为此，有专家提出，要强政治——从更高的起点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强组织——改革和完善国防领导体制编制；强科技——加快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发展；强人才——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强训练——按信息化作战要求改进军事训练；强管理——提高治理现代国防和军队能力。习主席确立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的强军目标，进一步深化、拓展了我军的强军理论，为全军将士实现“强军梦”提出了全面的目标要求，提供了根本的实践遵循。
强军目标的重大实践意义
一是思想警醒作用。强军目标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其背后蕴含着新形势下我军在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三个根本问题上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与风险。深刻把握强军目标的时代背景与现实针对性，必将激发我军官兵强烈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责任意识，从而使之清醒起来、警醒起来、发奋起来，做到以高度的强军自觉，正视挑战，认清风险，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军事能力，始终保持我军的优良作风，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贡献力量。
二是凝聚意志作用。党的强军目标是党的意志在军队的集中体现，是党在军事领域的重要行动纲领，是党树立起来的一面建军治军的旗帜，规定了军队建设的基本前进方向。我军历来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两个一百年”的强国目标激发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而奋斗，强军目标必将把全军官兵的精神和意志凝聚起来，行动和步伐统一起来，投身伟大的强军实践，为实现“强军梦”而努力奋斗。
三是引领发展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正是贯彻落实十八大这一重大战略部署的目标要求，必将以巨大的目标牵引作用，引领全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落实主题主线重大战略思想，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加快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步伐，使我军的各项建设和工作始终符合强军目标的要求。
强军目标的根本实践要求
铸牢听党指挥这个强军之魂，就是要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使每一名官兵从理论上切实搞清楚为什么要听党指挥、如何听党指挥这一根本问题。要坚持用党的理论武装全军，使官兵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的领导的信任，切实打牢高举旗帜、听党指挥的思想政治基础。用党领导人民的革命史、奋斗史、创业史、建军史教育部队，使大家充分感受和深刻认识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没有我们这支人民军队。要坚持用党的纲领激励官兵，既要教育官兵充分认清实现共产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必然性，又要引导官兵充分认识实现共产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曲折性、艰巨性，自觉把实现党的纲领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紧密结合起来，增强听党指挥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就是各项建设和工作都要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坚持以战斗力为唯一的根本标准，引导官兵牢固树立时刻准备打仗的观念，不断强化官兵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的意识。围绕提高官兵的信息化素质和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这一核心军事能力，持续兴起学习信息化知识、掌握信息化技能、驾驭信息化装备、提高信息化本领的学习训练热潮。要着力培养新型军事人才，根据核心军事能力建设需要，突出抓好高层政治军事人才，军事谋略人才，驾驭信息化装备和信息化作战人才，处置复杂情况、应对危机的人才，以及在各个领域各个岗位发挥骨干作用的人才的建设，切实以新型军事人才的培养促进核心军事能力的提高。
夯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这个强军之基，就是要通过严格管理严格训练，大力培育和弘扬我军艰苦奋斗、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和战斗作风。从培养战斗作风入手培育战斗精神，以此抵御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的侵蚀和影响，牵引、带动和促进我军一系列优良作风的保持和发扬。培养战斗作风，必须深入贯彻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严格条令条例和各项纪律，以时刻准备打仗的标准从难从严要求部队和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摔打锤炼部队。要把战斗力标准贯彻到部队学习、训练、工作、管理、执行任务等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切实通过战斗力标准的落实，促进和带动优良战斗作风的形成，使部队能够真正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执笔：周培清）
第二篇：深刻认识新发展理念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深刻认识新发展理念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央文明办主任 黄坤明 《光明日报》（2022年07
月25日 06版）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我们党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我国发展全局作出的战略抉择，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是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一个标志性重大理论成果。我们要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发展脉络中，从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面临的时代课题中，深刻认识新发展理念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突出理论贡献和重大实践价值。
一、新发展理念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思想先导和行动指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发展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概括，聚焦突出矛盾、揭示发展规律，创造性地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化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一些重大命题的理论认识、实践要求，为全党在发展问题上提供了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思想导向、行为导向。
深化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本质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38年来，我们党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个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新发展理念，基于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的基本国情，根据形势的新变化、实践的新要求、人民的新期待，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进一步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发展要求，赋予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更加鲜明的目标指向、更加有效的实现途径、更加科学的衡量标准。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必须把质量效益作为核心与关键，推动我国经济走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丰富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实践内涵。20多年前，邓小平同志立足中国实际，总结国际国内经验教训，响亮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强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这一论断，进一步破除了束缚发展的思想藩篱，进一步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聚焦到谋发展抓发展上来。我们党基于这一论断，提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重要思想，推动实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跨越。随着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发生深刻改变，迫切需要确立新的发展思路与方向、发展动力与着力点。在新的发展理念体系中，创新是发展的核心与灵魂，协调是发展的基本方法，绿色是发展的内在要求，开放是发展的时代特征，共享是发展的出发点、也是根本归宿。它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发展的认识，丰富和提升了党的发展理论，不仅使坚持发展这个原则更“硬”，而且使实现什么样的发展、2 如何发展这个“道理”更鲜明更系统，既包含着发展速度的要求，更着眼于发展动力的转换、方式的转变，追求的是发展速度与发展的创造性、均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
彰显了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价值灵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完善发展格局和目标体系。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到纳入了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再到党的十八大确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都体现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演进和深化。新发展理念的提出，进一步凸显了协调推进五大建设的价值取向，明确了检验事业发展成效的价值标准，凝结着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实践新认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就是要把新发展理念融入贯穿到总体布局之中，使我们的事业始终具有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始终保持协调均衡、永续发展、与时代共进步的良好态势，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更实在的获得感。
二、新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当今时代的科学运用和生动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研究经济运动的一门科学，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及其历史趋势。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并根据中国的实践予以丰富、予以发展。新发展理念，正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问题的典范，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它集中体现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体现着全面、辩证、系统的整体思维，体现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破解中国经济突出问题、引领未来长远发展的根本选择，书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
更加鲜明地突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使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命题。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新发展理念，牢牢聚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着眼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强调以保护生态来保护生产力、以改善环境来发展生产力，强调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创造和培育新产业，强调推动高水平开放、把握和引领科技革命浪潮。这些都抓住了新形势下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要害关键，体现出我们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新的境界。
更加鲜明地突出调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着力消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思想障碍、体制机制障碍，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逐步建立起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迅速提升。要看到，当前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已经站在一个新的水平线上，世界范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初露端倪、蓄势待发。特别是破解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积累的老问题、遇到的新问题，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日益紧迫。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就需要我们下决心更新发展理念，坚持用新理念引领体制机制变 革，着力完善生产关系。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进一步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强调构建促进创新的制度框架，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强调提升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期待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这是对发展方式的深层次变革、对生产关系的全方位调整。
更加鲜明地突出提高社会再生产的协调性可持续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再生产的顺利实现，是建立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方面关系相互协调基础上的。我们党在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战略。新发展理念，针对当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紧紧抓住影响社会再生产的主要矛盾、中心环节，突出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突出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善，突出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总体平衡，着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力协调当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重点与非重点的关系，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为社会再生产扩大规模、优化结构、提升效益指明了目标，提供了保障。
更加鲜明地突出人在经济运动中的核心地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着眼点，就是把人民作为生产的目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所以危机重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资本的增殖和扩张作为生产的根本目的，只见“物”不见“人”，更不见人民，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特别是人民大众异化成了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甚至在社会中形成了“1%与99%”的分化对立。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如果社会生产不以人民为目的，不仅是不正义的，更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是不可持续的。新发展理念，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鲜明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既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又把调动人民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作为发展的强大动力，努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生动局面。
三、坚持五大发展是关系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是一场由灵魂深处的思想革命引领的触及社会实践各领域各方面的深刻变革。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过的历程，从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加入世贸组织到积极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每一次思想的解放、观念的转变，都激荡起滚滚的改革浪潮，带来了发展的脱胎换骨、经济的腾飞跨越。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关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审时度势提出新的发展理念，必将引领从思想观念层面向社会实践层面、制度机制层面，从经济领域向各个领域延伸拓展的一场深刻变革。这场全方位深层次的变革，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开辟鲜亮境界。
走出一条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的正确道路。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贯穿“十三五”时期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新发展理念，科学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着力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补齐发展短板，是指引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罗盘和行动路标。坚持五大发展，就是要彻底摆脱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式、路径依赖、行为习惯，摒弃不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速度情结”“换挡焦虑”；就是要坚持用新的理念指导新的实践，因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既要在政治上坚决贯彻新理念、更要在知识和专业上掌握运用新理念，彻底改变那种一知半解“不会为”、依然故我“不想为”、我行我素“乱作为”的现象；就是要直面深刻的 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以坚定的决心、坚韧的意志，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着力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不断强化内生动力、激活增长潜力，推动我国经济迈上新台阶。
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性跨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求索、百年奋斗，将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般的伟大跨越。经过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接力奋进，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全面小康已经具备了必要前提和充分条件。这一历史性目标，今后5年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实现。但也要看到，虽然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强、虚胖问题突出，面临不少风险挑战，需要我们保持清醒头脑，确立新思路、推进新作为。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突出创新引领和驱动发展，推动我国科技水平由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转变，提高我国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突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平衡性，统筹补齐短板与厚植优势，着力推进领域、人口、区域的全面进步全面发展；突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幸福的增长点；突出发展的内外联动性，主动顺应、积极引领世界发展潮流；突出发展的人民性、普惠性，推进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凝聚和激发国家发展最深厚的伟力。新发展理念在中国落地生根、成为普遍实践，将深刻改变和重新塑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对我国现代化进程和国家民族命运产生深远影响。它所引领的全面小康，必将实现国家由大到强的历史性跨越，为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深厚坚实的基础。
展现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和旺盛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科学社会主义诞生至今已经跨越了19世纪和 20世纪，来到21世纪。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我国实际和时代发展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始终坚持并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中国的发展方略、发展方向、发展模式，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新发展理念，鲜明突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本质要求，立足当代中国实际，把握世界发展潮流，聚焦21世纪国内国际面临的突出问题，对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境界作出了新的创造性回答，对世界经济走出低迷困局提出了“中国方案”“社会主义方案”。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社会主义中国将以崭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东方，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将成为中国道路最具感召力的鲜明标识，成为社会主义实践最具时代性的伟大胜利。
第三篇：“文化惠民”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文化惠民”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赵江滨
（宁波大学教授 《宁波发展蓝皮书》特约撰稿人）
党的十七大以后，“文化惠民”的提法和做法迅速成为社会的共识，也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各地发展和繁荣文化的一个新的举措。应该说，文化建设是为人的，人既是文化建设的主体，也是文化建设的对象，然而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却在我们以往的文化建设中缺失已久，所以“文化惠民”这个生动而朴实的口号一经提出，人们就在蓦然之间感受到一股久违的如沐春风的感觉——文化建设终于不再仅仅是外在于百姓的社会宏大工程，社会大众自己的精神生活真真切切成为文化建设需要首先予以关注的重要内容。
“文化惠民”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进程中的一个进步。它的提出，一方面是以人为本的民生思想在文化建设上的具体体现，因为“以人为本”文化理念的根本着眼点在人，只有文化才能赋予人的活动以价值和意义，也只有人本身才是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因此，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就是要不断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引导人们追求更高尚的生活意义，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则表明我们党在半个多世纪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文化建设探索中文化理念发生了重要转变，文化建设从此前片面强调抽象而宏观的“引领提升”层面进入到具体而微观的“针对满足”层面，文化建设比以往更加人性化，更具亲和力，也更具针对性和建设性。“文化惠民”真正使发展与繁荣文化的主体，同时成为发展与繁荣文化的受惠对象。
深究“文化惠民”的理论蕴含和回顾我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实践，我认为，“文化惠民”在三个方面体现了鲜明的理论价值和深刻的实践意义。
首先，“文化惠民”的提出深化了人们对文化建设实质内容的认识，即对人和文化建设（文化活动）之间关系的认识。从本质上讲，文化涉及人的最本质属性，因为只有在文化的范畴内，人的本质才能获得最充分的说明。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人的突出的特征，人的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归根到底，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文化的活动”，并且人在这种活动中也把自己塑造成了“文化的人”。所以文化是属于人的，只有人拥有文化，文化反过来又哺育造就了人。在这个意
义上讲，文化就是“人化”，文化赋予人的存在以特殊的价值，就如莎士比亚所说的，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在中国文化背景中，“文化”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易传》中的“人文化成”一语，西汉刘向在《说苑》中说：“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因此，“文化”在古汉语中一般泛指人的所有精神文化现象，尤其指人的伦理教化现象。因此，不论在中国还在西方，“文化”都指向人的特有的精神活动领域。或者也可以说，无文化无以成为“人”。
文化对人具有本质的属性，正因为凭藉“文化”人才提升了他与自然界的界限。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享有者，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提高人的文化程度和文明程度，就必须要充分认识文化发展对人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人对文化的依赖是其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贵禀性使然，拥有文化是人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条件。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中指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漠视人的文化建设无疑是片面的。文化惠民在中国当代文化建设进程中的被提上议事日程，是对文化建设“人”的主题的回归，它必将会促进中国文化建设走向自觉和深入。
其次，“文化惠民”的提出是我们党建国后数十年文化建设实践在文化理念上的深刻转变。文化建设在建国以后的社会实践中屡经曲折，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几经更迭和多方调整。文化建设尽管在国家宏观发展框架内一直予以强调，但由于对发展文化的客观规律未能准确把握，于是对发展文化的具体路径在很长的时间里并不明朗。更重要的是，文化建设的主体——民众，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这是一个重要的缺失。回顾建国后我国文化建设的基本历程，即可认识“文化惠民”被提上文化发展的议事日程，实属来之不易。
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的三十年间，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基本呈现泛意识形态特征，文化建设基本被纳入意识形态建设的轨道，几乎所有的文化建设都围绕当时的中心政治任务而展开，文化其实处于政治的附庸地位。如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谈到文化教育政策时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这表现了建国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们的文化建设往往被意识形态建设所取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因人为的政治斗争的频繁开展而处于事实的悬置状态。建国以后为数众多的政治运动都往往假文化的名义而展开。到了“文化大革命”，“文化”真正
成了被“革命”的对象，国家的文化建设不但处于停顿状态，而且遭受了重创。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文化建设才开始了重新起步，1979年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致词中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们党对新时期文化建设任务的阐述，此后文化建设出现了复苏和初步繁荣。
1997年10月我国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22年2月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了该公约。2022年6月，中国政府首次向联合国提交了此公约的履约报告。在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文化权利的概念得到了多方面的阐述，基本内容为“人人有权参加文化生活、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和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权利，享受被保护之权力。”签署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意味着我国的文化建设理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将文化权同生存权、发展权一样视作是公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文化惠民”的思想已不言而喻包含其中。此后我国文化发展的方针政策基本都渗透着这一基本理念。2022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在文化发展的方针原则中指出：“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十七大报告在阐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提出“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的命题。自此，“文化惠民”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与此同时，保障人民文化权益，建设惠及人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也是科学发展观在文化建设中的具体体现。因为文化建设服务人民惠及百姓，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群众是文化建设的主人，文化发展的成果也理应由人民群众共享。因此，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促进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三，“文化惠民”的提出是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对文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它反映了我们国家的经济在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获得了长足的提高后，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由“量”的满足向“质”的方面提高，相应的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有了明显的、大幅的和多元化的诉求，这是一个社会文化建设中不得不予以重视的现象。虽然建国后发展和繁荣文化一直是党和国家的强烈愿望，但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加之发展繁荣文化的方针政策的偏颇失当，我国的文化建设始终步履蹒跚，不尽
如人意，而且在文化体制上也左右掣肘。计划经济体制下作为公共部门整体建立起来的文化事业单位，实际上是在物质资源极度稀缺条件下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特定方式。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实行的发展文化事业单位的“双轨制”——一轨为国家扶持的文化事业单位，另一轨为多种所有制的文化事业单位，这实际上是在经济体制转型、公共财政尚未建立起来的特定条件下，发展文化事业的迫不得已的过渡性政策选择，“双轨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强化了文化建设的市场意识，但淡化了文化建设的社会公益职责。而从上世纪90年代末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成型，物质生产超越短缺阶段，公共财政基本建立，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本条件已经完全具备。
同时，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百姓的物质生活获得了显著提高，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不断高涨。经济学范畴的恩格尔系数在宏观的社会层面揭示了这样一条规律：当一个地区人均收入较低时，恩格尔系数较大，也就是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支出（食物支出）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大；而一旦人均收入达到或超过3000美元时，恩格尔系数就会显著降低，这时人的文化精神生活等项支出将大大超过基本的物质生活支出。因此，人的需求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随着自身条件的改善而逐步变化的过程，即如鲁迅所说：一生存，二温饱，三发展。1978年，中国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67.7%，城市家庭为57.5%，而到了2022年，这一比例已降至45.6%和37.1%。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更快的宁波来说，2022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433.08亿元，市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307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051元。也就是说，宁波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事实上已经超过3000美元，而恩格尔系数据分析也基本处于35%左右，相对富裕起来的民众已经摆脱了温饱的困扰，越来越注重生活的质量和品位，因此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政府加大文化精品生产和文化普及方面的工作，通过政策和市场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各种力量和各种资源，来促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和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可以说，“文化惠民”的举措实际上是对民众文化需求的适时的积极的回应。
当然，“文化惠民”在大力推动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同时，也反映了现阶段我国社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一般来说，文化建设要进入大发展大繁荣阶段有赖三个条件的实现：一是经济的发展为民生的文化消费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二是人民的日常生活有了充分的闲暇，三是社会提供的文化产品极大的丰富。具备了前两个条件，群众的文化需求就日益高涨，发展文化的社会基础就非常坚实。应该说，前两个条件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状态中初步具备，而第三个条件或者因为文化产品的相对匮乏、或者因为文化产品的消费成本过高、或者因为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的不完善，事实上未能充分具备，这就使得作为文化建设主体和对象的民众无法充分享有文化的基本权利，因此，尽管其“文化惠民”的做法初衷是好的，也确实促进了阶段性的我国的文化发展和繁荣，但却不应该成为文化建设的长期做法。因为只要“文化惠民”的做法存在，就说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尚未完善，未能有效覆盖社会的各个角落和不同的社会人群，这使得民众的正常的应该享有的文化基本权利在客观上无法得到充分而有效地实现。要想真正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拓宽服务覆盖面，创新服务形式，丰富社会的文化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让全体民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第四篇：西蒙的“有限理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西蒙的“有限理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摘要：文章介绍了西蒙的“有限理性”的理论意义，探
讨了其在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处理、市场经济活动等方面的实践价值。
关键词：西蒙；有限理性；意义；实践价值
“有限理性”理论是由197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赫伯特·亚·西蒙教授针对理性决策而创立的决策过
程分析理论。以“理性有限论”为基础的“满意决策理论”是西蒙对经
济学的主要贡献，也是他毕生从多学科角度进行理论和经验探索的主题。西蒙教授对管理决
策理论所作的贡献是管理决策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人们往往称西蒙开创发展起来的决策理论为现代决策理论。他的有限理性理论奠定了现代管理理论的基础，他的经典著作
《管理行为——管理组织的决策过程的研究》被瑞典皇家科学院誉为“划时代”的作品，有限理性理论因其在现代决策理论中的基础地位，一直是决策科学理论研究的热点。理性决
策源于“经济人”理论，与理性决策相比，有限理性决策更具现实性和动态性，对实际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满意决策论”、“适度利润”等概念的普遍运用，关于信息经
济学和企业行为理论的研究，无不表明西蒙“有限理性”的影响和意义。本文试就“有限理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进行探讨。
1“有限理性”的理论意义
“有限理性”理论的要点在于：“理性就是用评价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去选择令人满意的备选择行为方案”,而理性决策所要求的那种理性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人的决策行动不仅受到外部因素(如时间、信息、技术等)的限制,同时也受到作为信息收集者和问题解决者自身条件的限制,因而他主张用“满意”代替最佳。
西蒙认为现实生活中人作为管理者或决策者的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
”的“管理人”。“管理人”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往往是多元的，不仅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而且处于变动之中乃至彼此矛盾状态；“管理人”的知识、信息、经验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他不可能也不企望达到绝对的最优解，而只以找到满意解为满足。西蒙认为，相比“经济人”而言，“管理人”有两点根本转变：①经济人寻求最优方案；而管理人则寻求满意
方案，即符合决策目标的方案。②经济人同真实世界的一切复杂事物打交道，而管理人只同他头脑中所感知(来源：好范文 http://.xiexiebang.com/）到的世界打交道，而把那些与决策无关紧要的因素置之不顾。西蒙指出，真实世界中决策环境下，计算能力和对环境的认知能力的有限必然意味着人类理性是有限的，即人类的注意力、感知能力、信息加工能力有限、记忆系统是有限的。因此，有关决策的合理性理论必须考虑人的基本生理限制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认知限制、动机限制及其相互影响。从而所探讨的应当是有限的理性，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理性；应当是过程合理性，而不是
本质合理性；所考虑的人类选择机制应当是有限理性的适应机制，而不是完全理性的最优机制。
在实际决策中，“有限理性”表现为：①由于决策者存在着不同的偏好,因而导致选择决策方案的标准存在差异。②大多数决策问题都存在众多备选求解方案。决策者受知识和能力的限制,不可能探查所有方案，决策者也无法完全预测全部备选方案的后果，决策者还不具有一套明确的、完全一致的偏好体系，以使它能在多种多样的决策环境中选择最优的决策方
案。③决策者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现实世界存在大量的随机性因素,它们会干扰决策的执行过程,并导致结果的不确定性。决策者往往倾向于将问题情境尽量加以简化，用一个小得多的问题空间去替代真实的问题空间，使前者在某种意义上近似于实际。④决策者
都带着一种对问题先入为主的印象行动，过去的知识经验、习惯等往往会影响到主体的选择性感知，一些决策可能是凭直觉做出的。⑤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决策者本身也在不断摸索、实践和学习。西蒙的管理理论关注的焦点，正是人的社会行为的理性方面与非理性方面的界线，它是关于意向理性和“有限理性”的一种独特理论——是关于那些因缺乏寻找最优的才智而转向寻求满意的人类行为的理论。从决策论的角度,我们会发现：现实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决策者知识、信息、能力和决策动机的有限性和差异性，决定了现实社会丰富多彩。
2“有限理性”理论的实践价值
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是他借助于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对作为决策外部
环境的组织和
第五篇：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新的阶段性重大成果, 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它进一步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其实质是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深刻理解它的关键是要抓住发展观与世界观、方法论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 把握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一切从实际出发, 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 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前提;“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进一步深人探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将进一步增强运用科学发展观开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自觉性。
关键字：科学发展观；理论价值；实践意义
引言
十六大以来，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深刻要求，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发扬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精神，始终坚持理论创新，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实践、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恢弘过程中，深刻总结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伟大实践而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顺应了世界发展大势, 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因而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针。
一、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及其理论价值
（一）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包含以下五个方面：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的,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保持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领域比例适当、结构合理、相互促进、良性运行，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重要体现,就是要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人与自然相和谐，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国家、建设环境友好型国家，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行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
（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价值
1、科学发展观是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根本方法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和核心。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要通过发展生产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就是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使每一个人都能在平等自由的环境下得到全面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成为不断为人民造福的过程。我们党提出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的发展观，实现了发展观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改变，扭转了以往要物不要人的片面观念和偏颇做法，这是发展观理论质的飞跃。因此，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这是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所在、价值所在。以人为本理论价值的内涵还体现在, 就作为个体的人而言, 全面发展强调的是人的个性化程度, 即作为个体的人在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体现在人格、智力、能力、体力、创造力的和谐、完整的发展, 个人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以及个人需要的全面丰富和满足。以人为本的理论价值, 不仅仅在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更重要的是在于解放人、发展人, 把关心人、尊重人、解放人、发展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这也是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意义、价值、目的和依归所在。
2、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是以研究解决发展问题为着眼点的，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品格和发展特质。在当代历史条件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立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目标，创造性地将我们党的发展思想升华为科学发展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又一次与时俱进。新中国成立以来，与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不懈探索相联系，我们党在发展问题上相继创造和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如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持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坚持改革、发展、稳定互为促进，等等。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正是我们党以科学态度总结长期以来发展经验的产物，它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血和智慧，把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科学发展观从总结历史和着眼未来的结合上，融会贯通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和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并成功注入体现时代要求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新论断，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化发展理论。可见，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推动社会进步发展,除了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还必须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
3、科学发展观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新中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过去未曾凸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新的阶段性特征就是社会主义新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基本表现。从我国发展战略的全局出发，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中，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强调要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这是非常鲜明重要的思想，是发展思路的亮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突出地摆在了我们面前。科学发展观正是为了解决新问题提出来的，它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领域和方面出现的发展不平衡问题，着眼于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思路，深刻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新要求。学习科学发展观，我们要从思想上弄清为什么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准确认识当代国际国内的发展环境，准确认识目前我国发展的阶段特征，准确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准确认识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基本要求，才能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顺利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在新的历史起点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就必须把科学发展观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
二、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意义
（一）科学发展观引导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同时，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避免运用不够、结合不紧、贯彻不实、找不准切入点、片面主义、以偏概全现象，必须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并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中汲取力量，全面拓展实践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导向和途径。用科学发展观检验、推动、促进、指导、完善各级立法工作，好的经验要融入政策、制度、规章、法规、地方或部门法律法规、国家法律和军规，融入计划、中长期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融入国家标准，注重解决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缺失和制度障碍问题，建立健全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科技创新、环保约束、财税分配、民生保障、发展方式等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与已有的制度机制相衔接，形成一个从中央到基层上下贯通、统一协调、科学配套、务实管用的制度体系，并适时实现科学发展观“入宪”，健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刚性制度安排，建设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的法治环境。
（二）科学发展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选择
发展既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基础。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贫困是产生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原因，发展则是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只有发展，才能创造更为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各种需要，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社会才能更加和谐。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有效协调人们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人们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马克思说过，利益关系是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人们所奋斗的一切归根到底都与其利益相关。要协调好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就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价值原则和价值标准。“ 五个统筹” 就是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举措。面对体制转型所带来的种种不和谐，通过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 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不和谐状况，把矛盾控制在社会转型所能承受的范围内,按照人民群众的根本意愿公平、公正地分配社会利益，才能实现发展的和谐。科学发展观从实践角度为当代中国人的实践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原则，从而使被扭曲了的实践回到了正确的轨道, 这应该说是科学发展观的又一实践价值
（三）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指向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深刻洞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客观实际，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我们更加注重协调发展，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反映了时代进步的要求，体现了实践发展的需要，是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思想武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是要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从而切实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科学发展观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领域、多方面的发展目标。科学发展观深刻揭示了如何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问题, 是指导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 只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既大力提高经济效益, 又关爱劳动者的人身安全;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又注重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既不断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努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既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又注重环境保护、注重资源节约;既坚持国内各地区、各阶层和谐发展, 又坚持对外和平发展, 才能全面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各项目标。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现代化的实践应该采取协调发展战略, 应当坚持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原则, 这既是以人为本的价值指向, 也是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实践选择。作为社会发展目标, 我们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我国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结论
在当代中国,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和实施, 已经并且必将继续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科学发展观不仅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新境界,而且规划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昭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到2022年“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具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发展观将引领中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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