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故事
12岁，我当上了抗日交通员
●邓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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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友梅:1931年出生,12岁时参加八路军,曾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等职。著有中短篇小说集《京城内外》、《别了，内濑内海》等。其中《我们的军人》、《话说陶然亭》等获全国短篇小说奖，《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那五》、《烟壶》分获全国第一、二、三届中篇小说奖。
“叫老乡，你快去把战场上啊快去把兵当。莫叫日本鬼子来到咱家乡，一家老少杀个光啊我的好老乡……”我就是在这首歌鼓舞下，12岁时参军当了交通员的。
我父亲原在东北军当兵，入关后落户于天津。我刚上到四年级时，父亲干活时把日本工头打伤了，跑回家不敢出门，从此失业，我们只好回到山东老家。这时我的老家已是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了。各村都有民兵，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组织，常有干部来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我唱的那首歌，就是在村里动员参军的会上学的。
我姑姑家距我们村3里地，村东头是伪军据点。西头有个初级小学校。我住到姑姑家上学校听课。校长姓魏，对我很好。有天他对我说：“你文化基础比这里的学生好，又懂抗日救国的道理，为什么不参军抗日呢？”我说：“村长说16岁以上才能参军，我12岁，人家不要。”他说：“你要想参军，我可以作介绍人。”于是在一天夜里，魏校长领我到了一个偏僻村落，见到了我第一位上级高凤林同志。高凤林问我：“你参军是自愿的吗？”我说：“是。”他说：“抗战很艰苦，而且要作牺牲的准备，你怕不怕？”我擦着眼泪说：“我宁死不当亡国奴。”高凤林拍拍我的肩说：“好。从现在起你就是抗日战士了。”我问：“什么时候发军装？”高凤林说：“抗日战士不都穿军装。咱们的工作是穿便衣的。过两天我给你领布来，请房东大娘按你的身材做一套衣服。”
高凤林是我的领导，更是我的革命导师。他原是乐陵的中学生，八路军从山西开来后，班主任带领他们全班都参加了革命。交通站几个点分散在不同村子。我只和高凤林在一起。有时他一人出去执行任务，就把我安排在堡垒户家。堡垒户是个外来铁匠，姓张。鬼子来扫荡，他就叫我在院里给他拉风箱，他烧火打农具，鬼子进来搜查，他说我是他儿子。我和高凤林一起行动时，在交通壕里他边走边对我进行教育：讲共产党的政治理论，讲革命人生观，讲抗战形势，讲革命纪律和工作方法。不仅言传而且身教。有时走到敌人据点附近，他让我趴在交通壕里，自己却站起来高喊：“伪军弟兄们，你们听着。中国抗战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鬼子在太平洋也吃了败仗，他们的日子不长了，赶紧立功赎罪还来得及。谁干过好事谁是铁杆汉奸我们都记上了黑红点，这笔账是要清算的……”
敌人炮楼上朝我们打出照明弹，开起枪来。他把腰一躬拉起我就跑。这样经历几次，我胆子大了。
开始我只跟他到不同的点上布置工作，到据点、村子与线人接头。他跟人谈话，我爬上屋顶或草垛上放哨。后来他就派我单独执行任务了。反扫荡中我们有人负伤需要药品。当时伪区长是我们村的'本家。高凤林问我认识不认识他。我说：“认识，按辈分我叫他三爷。”他说：“派你进据点给他送封信，敢去不敢？”我说：“敢。”高凤林叫我回家换上天津的学生服，装作到据点去看他，把信交给他，顺便观察一下情况。我按他的指示去了据点。找到伪区长住的屋，那位“三爷”正躺在炕上抽大烟呢，一见我来，爱答不理的指指炕头说：“坐下吧，你怎么来了？是不是家里没粮食吃了？”我说：“不是，来看我姑，我爹叫顺便看看你。”他叫勤务兵给我去倒茶。趁着屋里没有人，我掏出信来塞给他说：“还有人托我给你带封信。”
他朝信看一眼，马上睁大了眼睛，摆摆手对送茶来的勤务兵说：“到门口放哨，有人来报告一声。”勤务兵出了门他才仔细看信。看完坐了起来，用手比了个八字，小声说：“爷们儿，你啥时干上这个了？”我说：“我啥也没干，人家叫我送这信，我敢不送吗？”他笑笑说：“好。你干啥不干啥我不问，在那边你就多给三爷美言几句吧。我不是铁杆汉奸。这件事我尽快去做。万一有没做到的，别怪罪我就是了。”我说：“那我就走了。”他说：“你轻易不来，吃个晚饭，住一宿明天走。叫这边的人认识你，以后再进来就方便了。以后你常来吧，我也许有话叫你往那边带呢。”我正想观察一下据点内部情况，就答应留下来。
天一亮我就跑回去。向高凤林报告了和伪区长联络的情况，他表扬我干得不错。
1945年，日本投降后，部队送我去学校学了几个月文化，然后调到新四军文工团，从此，我走进了文艺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