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英雄篇1
1、黄继光(1931年1月8日-1952年10月20日)民族英雄。1931年生于四川省中江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5师135团9连的通讯员。1952年10月20日在朝鲜上甘岭地区597.9高地牺牲，年仅21岁。被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追记特等功，并授予“特级英雄”称号 ;所在部队党委追授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
2、雷锋(1940年12月18日—1962年8月15日)原名雷正兴，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共产主义战士。1954年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196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5月，雷锋作为全团候选人，被选为辽宁省抚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2年2月19日，雷锋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沈阳军区首届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会议，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在大会上发言。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年仅22岁。
3、邱少云(1926年—1952年10月12日)出生于重庆市铜梁县少云镇(原四川铜梁县关建乡)玉屏村邱家沟，革命烈士。邱少云9岁丧父、11岁丧母、13岁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兵。1949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为第15军第29师第87团第9连战士。1951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1952年10月12日因美军燃烧弹发落在邱少云潜伏点附近，火势蔓延全身，为避免暴露，放弃自救壮烈牺牲，年仅26岁。1953年8月30日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3年6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于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 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4、董存瑞(1929年10月15日—1948年5月25日)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当过儿童团长，1945年8月参加八路军，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初春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32师96团2营6连2排6班班长。先后荣立大功三次、小功四次，荣获勇敢奖章三枚、“毛主席奖章”一枚。1948年5月25日，在解放隆化县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当时未满1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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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英雄篇2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成为了这一时期中国电影表现的重要主题，而英雄人物的塑造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本文从成长模式、个体的消融、人物设置三个方面探讨“十七年”革命战争题材电影中英雄人物塑造的共通元素。
关键词：“十七年”电影;英雄人物;成长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影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随着社会属性和历史任务的变化，电影的创作主题也发生了变化。“革命”这一主题因其特殊的教育意义，获得了大多数电影创作者的青睐。有研究者指出：“在十七年电影中，其中数量最多、成就最大、占主导地位的是革命剧。”[1]这些电影集中体现了新时期电影的时代主题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而其中英雄人物的塑造往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一个思想文化高度统一的时代，不仅要求英雄具有英勇无畏、顾全大局的非凡品质，还必须具有符合这一时代特征的品质，才能被主流意识形态接纳。“这样，在集体主义名义下关照个人的成长与英雄的生成，就成为了新中国电影塑造英雄的唯一途径。”[2]
一、成长模式
新中国电影中所塑造的英雄大都不是好莱坞天才式的个人主义英雄，他们大多来自深受压迫、对阶级敌人有着深仇大恨的普通人民大众。他们没有天生的禀赋，能够成为英雄，是源于人民的哺育、共产党的教育和毛主席的指引，因为只有这样的成长模式才具有教育和启发意义。如陈荒煤先生所说：“观众感兴趣的并不是你所写的这个人物是一个天生的英雄，而是这个人物如何成为英雄。观众和读者是通过对人物成长的描写来教育自己，他们关心的是新的人应该具备怎样的性格，怎样成长起来的，如果人物一开始就是一个凝固的‘英雄’，在任何事情、任何困难面前他都可以毫不思考地做得非常正确，这个英雄形象，将使人感到无法当做一个榜样来学习。”[3]在“十七年”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中，英雄人物的塑造往往是循序渐进的，成长过程中伴随着两个重要的仪式――“入伍”和“入党”。这一模式在《回民支队》(1951)、《董存瑞》(1955)和《红色娘子军》(1961)等影片中都有集中的体现。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回民支队》里，主人公马本斋是一位带有草莽气息的回族抗日英雄，在家乡发动群众组织起抗日队伍，但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指导，队伍人心涣散，他也一直处于焦虑和暴躁的状态中。为了解决队伍的生存问题，马本斋带领自己的人马加入了八路军。“入伍”对于一个成长的英雄而言只是一个开始，仅把加入八路军视为缓兵之计的马本斋显然还不符合部队对一个“真正的战士”的要求。接下来，他还必须在部队里接受再教育，克服自身的缺点。这时，作为马本斋“引路人”的郭政委其意义就凸显出来了，在他身上体现的是党的领导和正确思想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让马本斋去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思考战争策略。马本斋的草莽气息由此逐渐消除，他从以前的鲁莽暴躁开始变得稳重冷静。影片最后，郭政委牺牲前，拿出马本斋被批准的入党申请书，马本斋把鲜艳的红旗盖在战友身上后，举起手庄严宣誓，完成属于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第二个重要仪式――“入党”，这才真正意味着一位战士的诞生、英雄的出现。
二、英雄的命名伴随着个体的消融
在“十七年”革命战争题材的电影中，个人意义的实现必须要通过集体，个体的复仇愿望的实现也只能通过成为革命集体事业中的一部分才能实现。如戴锦华所说：“个体生命的寻找、追求之路，如果不想遭到历史的无情被逐，就必定要融合于阶级/集体/革命队伍，就必定要献身于革命/党的事业。在十七年的革命经典叙事中，这绝非牺牲与代价;相反，这是价值的获取与生命的证明。”[4]
由谢晋执导的影片《红色娘子军》便是这一命题的代表影片。电影讲述了一个受压迫的女性吴琼花的个人反抗与成长历程。身为地主南霸天农奴的吴琼花多次逃跑均以失败告终，直到遇到了乔装成南洋华侨的共产党员洪常青才得以脱离苦海，洪常青同时为她指明了实现自我救赎和复仇的道路――参加红色娘子军。个体的反抗纳入集体的洪流中，吴琼花完成了成长的第一步。入伍后，在去椰林寨侦察敌情时，吴琼花和仇人南霸天狭路相逢，强烈的个人复仇欲望使她不顾组织纪律向南霸天开枪。因此，吴琼花被关禁闭，洪常青以精神导师的面貌出现，对她讲“你杀掉一个南霸天，可还有东霸天、西霸天”的道理，使吴琼花认识到个人复仇之于集体行动的危险性，由此完成了个人与集体的置换，个体慢慢在集体中消融。后来，吴琼花在目睹洪常青英勇就义时表现出的忍耐和节制，表明她已经成为了一名坚强、合格的革命战士，个人动机已经显示了对集体的绝对臣服，个体最终完全消融在集体中。影片结束时，吴琼花带领娘子军攻占椰林寨，亲手击毙了南霸天，南霸天同时作为个人复仇和阶级复仇的对象被推翻，人物在实现历史动机的同时也实现了个人复仇欲望。
三、人物的设置
在英雄的成长过程中，电影创作者往往会设置两类人物伴其左右：“指引者”和“帮助者”。前者如《董存瑞》中的王平同志、赵连长，《回民支队》中的郭政委，《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后者如《董存瑞》中的郅振标，《红色娘子军》中的红莲。
“指引者”在影片中不仅指派任务，往往还在紧要关头为成长中的英雄指明道路，他们是英雄人物的引导者，是共产党的典型代表，他们的设置充分表明了一个英雄人物的成长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亦师亦友的人物关系使他们和英雄们有着深厚的感情，英雄们的光荣牺牲也往往成为“十七年”革命战争题材电影中的高潮，带给成长中的英雄最大的感悟和震撼，成为他们由受压迫的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向真正战士迈进的里程碑。影片《董存瑞》中的区政委王平同志是董存瑞的最早的引路人，他的牺牲使董存瑞原本带有童稚般虚荣心理的入伍动机得到了升华。影片《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常青的英勇就义，激励吴琼花成为一名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这表明任何英雄的成长，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踏着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足迹而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成为一名英雄的。“帮助者”是在英雄完成使命的过程中不断给予其支持和帮助的人物，他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助人为乐、真诚善良是他们共同的性格基调，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责无旁贷地帮助英雄人物。《董存瑞》中的郅振标是同董存瑞一起长大的好友，在董存瑞没有接到上级命令，自行带领战士支援七连后，郅振标考虑到这可能会影响董存瑞的入党，于是自己主动找赵连长请罪，与董存瑞“争处罚”，等到知道这是一次表彰后，又及时说明实情，由衷地为自己的朋友感到高兴;《红色娘子军》中的红莲原本是个童养媳，她与吴琼花一同加入红色娘子军后，两人亲如姐妹、互帮互助，并在革命的大家庭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生下新一代红色娘子军……他们代表的是广大群众，诉说着革命英雄和群众之间的血肉关系，英雄的成长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哺育和帮助。
总体来看，作为当时的主流文化资源，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革命战争题材电影，其对英雄人物的塑造难免有着共通的因子，有着人为拔高的倾向。但是由于特定时代的要求以及电影创作者的努力，在许多优秀的影片中，上述共通的元素并没有折损英雄人物的光辉。创作者实现了人物英雄化和生活化的有机结合，使人物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相比建国前的电影，“十七年”电影塑造了许多崭新的英雄人物形象，他们在中国电影人物长廊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至今仍熠熠生辉。
注释：
[1][2] 李道新：《中国电影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页、第271页。
[3] 陈荒煤：《解放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05页。
革命英雄篇3
清明节，是我们祭祀祖先、缅怀先人的日子;而今年，国家又把清明节列为国家的法定节日，这就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去纪念这些先烈们。
走进烈士陵园，望着身旁两侧一排排的松柏青翠欲滴、挺拔俊秀;一座座陵墓庄严肃穆。听着周围阵阵松涛，心中蓦然充满了敬佩之情。陵墓底下，长眠着无数革命先烈们，他们为了祖国的“明天”，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后人开辟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看着陵墓上鲜红的字迹，我的思绪也仿佛回到了过去的战争时代：我看到狼牙山五壮士为掩护群众和主力部队撤退，毅然决然地把敌人引上了狼牙山棋盘陀峰顶绝路，在子弹打光了的情况下，为了不让日伪军活捉与武器落到日伪军手中，砸碎枪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纵身跳下了万丈悬崖，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
我又看到了在解放隆化的战斗中，我军被敌暗堡所阻。抱着炸药包冲到桥下，但找不到炸药支架，为保证整个战斗胜利，他毅然手托炸药包，炸毁了敌人的暗堡，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还看见了在部队受阻、伤亡较大时，挺身而出，主动请战，消灭敌人火力点。在战友负伤牺牲、自己所携弹药用光的情况下，毅然用自己的身躯堵住了敌人枪眼，为冲锋部队的胜利开辟了通路!
我甚至还看见了为了不暴露潜伏目标，也为了500名战友的生命安全及整个战斗的胜利，他严守潜伏纪律，任凭烈火烧焦身体一动不动。他双手深深地泥土里，身体紧紧地贴着地面，忍着剧痛，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岿然不动，直至最后的胜利……革命英雄们不怕苦、不怕死，圆满地完成了每一项任务，创造出了许多气吞山河的英雄业绩，用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威武雄壮的凯歌，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革命英雄篇4
关键词：《江姐》 江雪琴 歌剧
一、前期准备工作
2015年暑假期间得到老师要笔者扮演江姐的消息，笔者感到非常的激动和欣喜，虽然笔者曾经作为戏曲演员在戏曲的舞台上有着较为丰富舞台经验，但是并未在歌剧表演中有所涉及，所以这对于笔者来说是一次机会也是一次挑战。接到任务后笔者开始准备《江姐》所有的书面资料、视频资料、唱腔资料等等。《江姐》是一部经典的民族歌剧，它的唱腔几乎家喻户晓，所以耳熟能详也会唱一些经典的曲目，但全剧中还会有很多从未听过的唱段。例如《巴山蜀水要解放》《寒风扑面卷冰霜》《踏着先烈的足迹向前走》《孩子啊、快接过红旗打天下》等等对于笔者来讲都是新的唱腔。这次的表演我们是以清唱剧的形式来演绎，所以在原剧的基础上我们有所删减，但是保留了整部歌剧所有的精华。整部歌剧一共分为六幕由三个演员饰演江姐，笔者饰演的分别是第一场、第四场和第六场。
演出之前我所要做的工作是：
1.做好案头工作，了解剧情和整个故事的脉络以及每一个人物之间的关系。
2.学会整场剧目的所有唱腔和说白。(虽然笔者只有三场的任务，但是我们都必须要掌握所有唱段，并且熟悉其他演员的唱腔以便于我们更好的诠释人物)
3.仔细揣摩每场人物的心理变化和情绪对比。
4.研究形体动作细节和演员们的高度配合。
二、剧情介绍
1948年春至1949年冬，在全国解放前夕，地下党员江雪琴(江姐)带着四川省委交托“发展华蓥山游击队”的重要任务，离开重庆奔赴川北。在重庆，江姐机智的摆脱了特务头子沈阳斋的搜查。在赴华蓥山途中，惊闻丈夫(华蓥山游击队政委彭松涛同志)牺牲的噩耗。江姐抑制住失去丈夫的巨大悲痛，与华蓥山游击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取得联系后，立即投入了对敌斗争。江姐和游击队员们广泛发动群众，抗丁抗粮，阻截敌人军火，开展武装斗争，有力配合了前线解放战争。不幸的是，由于叛徒甫志高的出卖，江姐在川北被敌人逮捕，并被关进了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江姐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严词痛斥敌人。最后在重庆解放前夕，江姐慷慨高歌，英勇就义。
三、舞台上表演“江姐”形体的剖析
首先笔者认为演员都要接受过舞台表演方面的形体训练，这样在舞台上的肢体语言表现才会更加惟妙惟肖，重要的是要注意故事场景中的细节问题，整场戏可能在你的细节推敲中成为点睛之笔，作为一个优秀的演员要在舞台上让观众无时无刻都在关注着你，学会和舞台上的演员们交流，不论是一个眼神，或是一个动作我们都要给对方恰当回应，这就是要靠一个演员的观察力和舞台经验了。
在上面笔者已经说过江姐是一个英雄人物，我们塑造她的时候一定是高大的、雄伟的、沉重冷静和机智敏锐的，所以在表演当中不能扭捏，拘谨。笔者在扮演江姐的时，特别注意主人公的英雄形象，每一场的动作、语言甚至一个眼神都是要细心琢磨、反复练习，并且通过老师的认可后才把练习过的动作、眼神运用到扮演江姐的形象中。
(一)第一场：江姐的沉稳与睿智
第一场的江姐，是以大气稳重与睿智并存的形象上演，配上《巴山蜀会要解放》这段豪迈的唱腔，瞬时给观众营造一种重庆解放胜利在望画面。第一场中江姐乔装打扮成西南公署的家眷(西南公署是国民政府和国防部在西南川、康、云、贵、渝四省一市的派出机关，直隶行政院)，所以在气质和装束上要彰显大家闺秀的风范。在人物细节方面要深思熟虑、细心推敲，每一句台词、动作、眼神都要去仔细琢磨。比如说她佩戴的装饰品，拿包的一些手势，和行走、站立时的姿态，藐视一切的眼神，趾气高昂的风度等等。这些细微之处都要一丝不苟的完成，任何一个不规范的动作都会影响到江姐的形象。
(二)第四场：江姐的冷静与执着
第四场的表演主要描写每一个人的心理活动，特别是甫志高的闪烁其词和言语差错，表演就要围绕这个点去向观众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活动，要用疑问的语气，怀疑的眼神去打探，与甫志高的阴谋诡计做周旋。剧中《假意儿梳头窗前做》这段唱的动作我是用虚拟的镜子和梳子，以虚写实的方式来表现江姐坐在窗前梳理，然后从镜子里看到门外的特务和房间里的叛徒后，一系列的情绪变化。在江姐和叛徒甫志高周旋时，笔者有意的把手中的梳子利用起来，故作把夹在梳子上的头发一根根的缕下来，这样的细微之处使得舞台表演更加真实和生活化，这也是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上在生活中的观察所得到的灵感，应该把它运用到表演中去为我们的表演增添色彩。
(三)第六场：江姐的大义凌然和视死如归
第六场也就是最后一场，是众多难友和江姐在牢狱中的场景。这里主要有三个着重点：
1.当江姐打开信的一瞬间看到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时，万分激动又难于言表的心情。
2.江姐知道自己看不到新中国的成立含着悲痛遗憾的心情绣红旗。
3.江姐交代完后事、演绎《五洲人民齐欢笑》后大义凛然奔赴刑场。
在第五场中江姐受尽了的各种酷刑，所以在受刑的第六场中就不能再像前几场一样英姿飒爽，当江姐拿到信看到新中国的成立顿时忘记了身上所有的痛，精神抖擞，仿佛看到了飘扬在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笔者在表演这一段的时，每一句台词都是热血沸腾，都饱含着笔者对祖国母亲深深地热爱，这段激动人心的表演首先感动的要是自己，因为只有自己的投入和被感动，才能带动其他演员的表演欲望和情绪，以便于打动观众，感染台下的每一个人。在《绣红旗》的一段唱腔中，更是眼含热泪，饱含深情地表演，因为此时难友们都明白江姐将要被处死的消息，在绣红旗时大家的心情更是五味杂陈，悲喜交加。多少年多少代终于盼到自己国家成立的这一天，可是江姐却看不到新中国的明天，心里有太多的不舍和遗憾，这时将所有的感情和希望都寄托在这面五星红旗上。此处只靠声音表达远远达不到渲染氛围的效果，就需要用形体动作来把这种情感传送给观众，一系列的抚摸、亲吻红旗的动作更可以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直观感，重点放在绣红旗的动作上，把我想要表达对新中国的热爱和想说的话一针一线的缝在红旗上，这样才能凸显出江姐和同志们对祖国明天的憧憬和热爱。
四、通过饰演《江姐》后的心得体会
(一)专业上的提高
通过这次演出使笔者的舞台表演和演唱技巧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声乐部分。歌剧的唱段不同于一般的歌曲，在演唱歌剧选曲时要求笔者在气息的控制、情绪的把控和对人物感情的理解上要求更加严格。首先在歌剧中一段较大的唱腔要八、九分钟，这对声乐演员的耐力是一种考验，如果没有长时间的练习很难在歌剧中把这些唱段顺利拿下来，在练习的过程中，气息的控制和气息沉下来使音域拉宽，用更符合江姐形象的音色去演唱，和之前的音色有明显的对比。通过这次饰演江姐让笔者在表演和演唱方面都受益匪浅。
革命英雄篇5
一、武文斌铁心向党、信念坚定，根本原因是党的创新理论哺育。培养造就新时期“四有”革命军人，必须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铸魂励志
武文斌出生于改革开放时代，是伴随着党的理论创新发展成长起来的。在党的创新理论哺育滋养下，他掌握了观察社会、思考人生的科学方法，扎牢了信党爱党跟党走的思想根子。这启示我们，党的创新理论只要为官兵所掌握，就能发挥出净化灵魂、强化信念的巨大威力，从根本上铸牢高举旗帜、听党指挥的精神支柱。
要不断激发追求真理的内在动力。武文斌生长在贫穷的农村，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以来家乡发生的巨大变化，亲身感受了党的富民政策给自己家庭带来的巨大实惠，由此从内心深处生发出对党的无限感激、对党的理论的由衷热爱。入伍以后，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业余时间大都用在了阅读理论书籍和文章上，很快成了连队的理论“小专家”。这说明，学习的动力源于对真理的真诚信仰和执着追求，只有用创新理论的真理魅力吸引官兵、感召官兵，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官兵的学习积极性，始终保持旺盛的学习热情。必须着力引导官兵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揭示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是指引党、国家和军队建设的行动指南，是官兵励志律行、干事创业的基本准则，真学真管用，早学早受益，切实把学习掌握党的创新理论作为履职尽责的第一需要，作为立身做人的不懈追求，以更高的热情、更自觉的行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好、领会好。
要在深钻细研中汲取思想精华和政治营养。武文斌经常说，学得深才能信得真，只有把党的创新理论真正学明白、弄清楚，内化为血肉、升华为灵魂，理想信念才能不含糊、不动摇。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铸魂励志，必须紧紧抓住深钻细研、学深悟透这一关键环节，真正使党的理论最新成果深入人心、扎根头脑。要引导官兵自觉克服懒惰思想、浮躁心理和畏难情绪，以老老实实的态度、勤于钻研的精神，在学习理论体系上下实功夫、苦功夫、长功夫;坚持以创新精神学习创新理论，着眼时展要求和改革创新实践，以新的视角、新的思维认识理解创新理论，在解放思想中武装思想、统一思想;切实把领悟世界观方法论作为学习的最高境界，坚持学习创新理论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伟大实践相结合，深入思考、悉心揣摩贯穿其中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准则和政治要求，努力做到理解精髓、把握真谛。
要把躬身实践作为砥砺理想信念的重要途径。武文斌经常告诫自己：“共产党员是干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他坚持说做一致、知行统一，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观察、分析和处理各种现实问题，实现了理论学习成果向政治信仰、精神支柱的转化。他学习践行党的创新理论的经验告诉我们，坚持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是理论通向实践、认识变为行动的必由之路。必须引导官兵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改造主观世界的基本遵循，使之真正成为统领思想之魂、指导行动之纲，贯彻和体现到个人工作、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和全过程。引导官兵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认识解决问题的有力武器，正确看待改革发展中出现的矛盾问题，充分认清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政治图谋，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反动政治观点和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蚀影响，进一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对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信赖，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的指挥。
二、武文斌忠于职守、顽强拼搏，源于对我军使命的无限忠诚。培养造就新时期“四有”革命军人，必须坚持用新使命实践打造军人的铁骨脊梁
武文斌在抗震救灾的请战书中写道：“穿上了军装，我就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党、属于国家、属于人民，战士就应该上战场。”正是对军人使命的无限忠诚和履行职责的庄严承诺，激励着武文斌义无反顾地走上抗震救灾前线，不知疲倦地拼命工作，以年轻的生命和壮丽的青春书写了人生辉煌。英雄的事迹启示我们，使命始终是军人前进的动力源泉，培养造就新时期“四有”革命军人，必须用我军历史使命引领官兵、凝聚官兵，努力把他们打造成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先锋战士，切实肩负起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历史重任。
着眼履行使命强化职能意识。使命决定职能，职能承载使命。只有对军队使命、军人职责有了深刻的理解把握，才能真正认清军队的价值和军人的光荣，解决好“为谁当兵、为什么打仗”的问题，自觉做到献身国防、爱军精武。必须深入领会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科学内涵，切实把握我军职能任务的新拓展、战斗力建设的新标准和部队建设改革的新要求，明确履行使命的目标任务和努力方向;必须深刻认识军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作用，自觉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观察思考问题，科学把握富国与强军的内在关系，始终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积极投身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必须认清国际形势深刻变化、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对国家安全带来的严峻挑战，坚持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的战略判断统一认识，牢固树立当兵打仗、练兵打仗、带兵打仗的思想，不断增强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紧迫感，无论形势如何发展变化，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常备不懈。
着眼全面过硬提升能力素质。能力素质是立身之基、打赢之本。武文斌始终把实现自我全面发展、全面过硬作为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重要支撑，勤奋学习新知识，刻苦钻研新技能，多次在师团组织的比武竞赛中名列前茅，是官兵公认的技术能手、专业尖子和精武标兵。抗震救灾斗争中，他多次凭借过硬的测绘专业技能识别地形、判定方位，在部队成功开展搜救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应当看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对官兵综合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抓住了能力素质这个关键因素，部队发展才有希望，打赢战争才有保证。必须引导青年官兵进一步强化本领危机意识，着眼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速推进、军事斗争准备深入发展的形势任务要求，认真反思查找自身差距和不足，不断增强抓紧提高素质、全面提高素质的自觉性;针对信息素质缺乏这个“短板”，加紧学习以信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科技知识，尽快建立起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相适应的素质结构;坚持立足本职岗位锻炼成才，以正在做的事情为平台，谋打赢、练打赢、钻打赢，干一流工作、创一流成绩，在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任务中增长才干、提高本领。
着眼打赢要求培育战斗精神。武文斌在执行抗震救灾任务的30多个日日夜夜里，不惧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哪里最危险就冲向哪里，以钢铁般的意志和顽强的战斗作风，出色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任务。这说明，战斗精神过得硬，关键时刻冲得上。未来战争中，高技术武器装备大量使用，心理战、舆论战、法律战和非线式、非对称作战样式广泛运用，官兵的战斗意志和作风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必须把培育战斗精神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突出教育奠基，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教育和四项重大教育，切实弄清“为什么准备打仗、准备打什么样的仗、怎样准备打仗”的根本问题，进一步打牢培育战斗精神的思想理论基础;突出实践锤炼，把战斗精神培育贯穿于战备训练、军事演习和急难险重任务中，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和艰苦恶劣的环境中摔打磨炼部队，培养官兵敢打硬拼、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处变不惊、坚毅果敢的心理品质;突出探索研究，积极适应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要求，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战斗精神培育的特点规律，切实把战斗精神培育融入信息化建设之中，努力培养官兵与信息化战争要求相适应的思维方式、科学精神、工作习惯和意志品质。
三、武文斌牢记宗旨、无私奉献，生动诠释了新一代青年官兵的价值取向。培养造就新时期“四有”革命军人，必须坚持用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端正人生追求
武文斌牺牲后，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纷纷以各种方式寄托哀思、表达敬意，出现了万人空巷送英雄的感人场面。一个普通士兵的离去，为什么能感动成千上万的人、产生如此广泛深远的影响?那是因为武文斌把一心为民、默默奉献作为自己的最高价值追求，真心爱人民，真诚为人民，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这启示我们，在多种社会思潮涌动、多元价值追求碰撞的今天，迫切需要用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校正青年官兵的人生追求，确保他们正确判断行为得失、作出道德选择、确定价值取向。
要正确认识和看待当代青年官兵的新特点。新世纪新阶段，武文斌这一代青年官兵已经成为部队建设的主体。他们比较看重自身利益，追求个人价值，讲求生活质量，容易被贴上政治不够成熟、思想不够先进的标签，甚至产生难担重任的怀疑和担忧。但从抗震救灾斗争的实践看，80、90后青年官兵表现非常出色，在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中交出了优秀答卷，向世人证明他们是讲奉献、讲大局的一代，是大有希望、大有作为的一代。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必须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青年官兵思维方式、价值追求的新特点新变化，做到抓住本质、把握主流，防止和克服把官兵要求上进当作动机不纯、把正当需求视为非分之想等问题。要针对官兵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的特点，坚持把军队主导价值观同官兵个人价值追求统一起来，因势利导做好工作，引导官兵自觉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部队建设之中，在追求个人价值中推进部队发展，在推进部队发展中实现个人价值。
要切实形成正确的氛围导向。旗帜鲜明地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抵制什么，形成正确导向和强大声势，对于帮助官兵树立正确的价值追求，具有潜移默化和激励推动作用。武文斌之所以在危急时刻作出为人民利益而不惜牺牲生命的壮举，很重要的是长期受“以奉献为本、以牺牲为荣”军营环境的熏染。这启示我们，要高度重视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充分发挥信息网络等现代传媒作用，大力宣扬自觉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先进典型，使官兵学有榜样、做有标杆;要把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要求融入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军营文化，用时代主旋律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理直气壮地批驳和抵制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要大力弘扬正气、抵制歪风，公道正派地处理各种“热点”敏感问题，善于从制度的层面解决违背军人道德、违反军队纪律的问题。
要重视发挥社会和家庭的积极影响。武文斌在短暂的军旅生涯中，实现由一名普通青年向革命军人、由一名优秀士兵到英雄战士的人生跨越，一方面是部队精心教育培养的结果，另一方面与社会、家庭的积极影响有着密切关系。武文斌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他的祖辈父辈中有7人参过军，他的家乡河南省邓州市历来有爱国拥军、尚武崇勇的风尚。家庭的良好教育、亲人的殷切期盼和家乡政府的支持鼓励，使他更加坚定报效祖国和人民的志向，不断获取前进的精神力量。由此可见，社会大课堂蕴藏着丰厚的教育资源，对于培养人教育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进一步探索用社会大课堂教兵育人的方法路子，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等形式，引导官兵及时了解地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成果，感悟人民群众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展现的良好精神风貌，吸纳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要加强与部队驻地、官兵家乡政府和亲属的沟通联系，积极构建部队、社会和家庭“三位一体”的共教共育格局，为官兵端正价值追求、走好人生之路创造良好的内外环境。
四、武文斌保持本色、奋发进取，很重要的是受到光荣传统的熏陶激励。培养造就新时期“四有”革命军人，必须坚持用人民军队优良传统塑造官兵高尚品格
英雄的部队出英雄。武文斌一入伍就来到功勋卓著的铁军部队，他生前所在团是“叶挺独立团”，所在连队是“飞夺泸定桥英雄连”。这支以“铁的信念、铁的意志、铁的团结、铁的纪律、铁的作风”著称的部队，以其深厚的传统积淀，为武文斌的成长进步提供了丰富精神营养，使他始终保持了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团结友爱的可贵品质和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这说明，我军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是推进部队建设发展的强大政治优势，是培育新时期“四有”革命军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要把用传统育人作为思想政治建设的永恒课题。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是关系军队建设全局、根本和方向的重大问题。当前，军队建设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尖锐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和艰巨繁重的建设任务，如何有效地用光荣传统培养塑造官兵是一个重大而现实的课题。尤其要看到，现在的青年官兵成长经历比较简单，普遍对我军优良传统知之不多、感之不切，只有下大力抓好传统建设，才能使我军优良传统薪火相传、发扬光大，才能使官兵在各种复杂考验面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必须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清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的极端重要性，自觉把这项工作作为部队建设的重大政治任务和党委领导的重大政治责任，坚持不懈地用传统激励官兵、凝聚力量，为部队建设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革命英雄篇6
原名雨成，新化县松山乡人。少时在维新、文德小学读书，后因家贫辍学。1945年冬，去乾城县所里镇(今吉首)叔父家。翌年春，入省立九师附小就读。1947年，考入省立九师，毕业后升入省立十三中学高中部求学，并改名罗盛教。
由于家境贫寒，罗盛教11岁时才上小学，只念了一年半就失学了。为了有口饭吃，父亲将他送去当了道士。14岁那年，他不得不到镇上叔叔开的杂货铺帮工。
1951年4月，罗盛教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并随部队奔赴朝鲜。
任志愿军第47军141师侦察队文书。在朝鲜他曾参加了1951年阵地防御作战。
革命英雄篇7
或许正是历史这一巨大的开放性文本将历史回瞻的目光再次接续，在80年代“告别革命”的话语过后，革命英雄的幽灵在激情沉寂的大地上“春风吹又生”。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片成为90年代以来“红色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时的影像序列中，有关革命历史表述与革命英雄形象塑造的重要影片，当推被誉为“主流电影”的《红色恋人》《国歌》《黄河绝恋》《我的1919》《英雄无语》等。同时，电视剧也“杨柳翻新枝”掀起“红色经典”热潮，制作了电视连续剧《青春之歌》《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兵张嘎》等。在权威意识形态强调整合力量，形塑国家/民族主体身份的时候，这一革命历史叙述成为关于历史或现实的宏大叙事的一部分。90年代以来有关革命历史的重述必定运用了新的表象与修辞，隐蔽着历史重新编码的意识形态和话语陈述。从“十七年”的“三红”(《红岩》《红日》《红旗谱》)，到90年代的“恋曲”(《红色恋人》《黄河绝恋》)，在叙事策略上必然与时俱进。儿女情与英雄气的结合使英雄与情色并行不悖，将英雄豪杰定义为刚柔兼济的人格典型;叙事视角由“全知叙事视角”向“多元叙事视角”转换，叙事修辞由国家/集体叙事向个人/情感叙事转换，“革命伦理”与“个人伦理”在“叙事伦理”的调停下得到了平衡。革命英雄终于走下了的神坛，亲近了平民百姓，形成观众接受心理上的认同感。
在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尤其是在当下商品经济时代，人们如何能够获得富有意义的生活?22集革命言情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回答了这一问题。这部以革命历史/家庭为题材的剧作，将革命与怀旧的主题平行剪辑，在没有任何商业炒作的背景下悄然热播。该剧获同年“金鹰奖”，男女主角双双折桂。导演康洪雷把热播原因归为平民色彩和英雄主义。剧中革命军人石光荣演绎的革命战士的壮丽人生征服了观众。他身上铁血阳刚的英雄之气、对革命与国家的忠诚、理想信念的坚定所体现的崇高的美、超越的美自然而然地渗透在电视剧的艺术表现之中，成为观众自我观照的审美之镜。
在这一时期，塑造当代革命英雄形象的影视剧《英雄无悔》《和平年代》《苍天在上》《人间正道》等等，也在回答当下的紧迫性问题——要平庸主义还是要英雄主义?是躲避崇高还是追求崇高?这是一个关系中华民族精神存亡的问题，是一个价值问题而绝不仅仅是文艺问题。主旋律影视作品中的革命英雄以坚强的意志、不屈的拼搏精神、矢志不渝的信念和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建构起“当代英雄”的理想模式。
永不退场的“武侠英雄”
1990年，何平导演的影片《双旗镇刀客》横空出世，成为电影想象和虚构英雄神话的开始。几年之后，李安携《卧虎藏龙》一举夺得奥斯卡奖。其后张艺谋炮制了巨片《英雄》，创造了中国投资最高打破票房最高记录的双高奇迹。几乎与此同时，何平再次披挂上阵，耗费一亿巨资打造了《天地英雄》。另有港台被称为90年代“新武侠电影”的《新龙门客栈》、《黄飞鸿》系列、《笑傲江湖》系列、《东邪西毒》、《水浒传之英雄本色》等纷纷登场。电视圈也不甘示弱，40集《笑傲江湖》、42集《射雕英雄传》一次次掀起炙热的收视风潮。90年代的影视艺术家通过武侠片将英雄的主题演绎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一时间，刀光剑影、正邪纷争，滚滚英雄豪情充塞于各大院线与百姓荧屏。在这些以娱乐为目的的商业性艺术品中，中国特色的价值理念、古老的历史题材被赋予了蓬勃的生命力。国人身上潜藏的英雄情结在世纪末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宣泄。金庸云：“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侠肝义胆的背后深蕴着英雄主义的价值观，武侠文艺从边缘融入了中华民族精神建构的主流话语。
没有英雄也就没有武侠文艺。人类社会已经不可能产生武侠英雄，也没有“江湖”可供侠客自由浪迹，人们所拥有的似乎只有平常而又平凡的“烦恼人生”。武侠影视剧对英雄的深情呼唤，是关于英雄的幻梦，是对现实的一种“想像性的解决办法”——在想像中挑战人的身体及意志力极限，使人从现实的重重困缚中超拔出来的大浪漫。这一凭想像催生的武侠英雄神话，是在符号中游戏、在想像界撒野，使国人被压抑的激情在狂欢节式的英雄庆典中勃勃喷发。武侠文艺是通过“想像生存”、“审美生存”对“现实生存”的超越和挑战，是一种高级的精神生活与审美生活。也许我们所要思索的一些基本文化问题，最终都需要在想像的秩序中获得解决。
幽灵不散的“帝王英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影视的帝王将相年。44集电视连戏剧《雍正王朝》、59集的《走向共和》、50集的《康熙王朝》，以及此前长达84集的《三国演义》个个都是鸿篇巨制，一再掀起收视高潮。这几部带有崇高悲剧色彩的英雄史诗以其恢宏的规模，庄严、深厚、凝重的风格加入到主流话语的宏大叙事中。在封建君王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时代，历史叙事的英雄话语运用想象和修辞从另一个侧面构筑起了国族主体认同的道统与政统神话，使有关国家/民族主体的叙述日臻有力并渐趋完满。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剧既具有历时性，也具有共时性。历史题材影视剧有着鲜明的审美表达的当代性。90年代以近是中国的“盛典”年代，香港、澳门回归、加入WTO、申奥成功，经济的发展与政体的稳定，需要文艺对“盛世”从历史的维度给以佐证与支撑。是英雄创造了历史，还是历史创造了英雄?我们无心纠缠这一理念。“国家兴衰，君王有责”——帝王英雄剧将历史的叙事与现实的联想编码成互文性的开放结构。《雍正王朝》中修堤救灾、惩治贪官污吏、追缴国库欠款，以及惩处卖官鬻爵、科场舞弊等等历史事件无一不与当下现实暗合并在想象中得到解决。“当家难”、“治大国难”的慨叹与观众期盼英雄/明君的心理吁求两相吻合，在虚拟的审美氛围中达成了统治集团与人民大众的共鸣与和解。但现实并非没有裂隙，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国战斗机在自己领土上被美国战斗机撞毁、美国国会的反华提案、日本教科书与靖国神社事件以及甚嚣尘上的台独声浪等等。这一系列政治事件从反面强化了国族叙述的合理性、正义性和必要性，同时通过帝王英雄神话弥合了现实的裂隙，抚慰了国人心理上的伤痕。联系到《雍正王朝》，该剧把一个在历史上褒贬不一的皇帝，塑造成隐忍坚毅、励精图治的帝王英雄，一位改革弊制、刷新政治的崇高伟岸的悲剧人物。历史剧中无论雍正、康熙抑或刘备、诸葛亮，都鲜明地打上了“政治人格神”的魔幻色彩，这一个个卡理斯玛式的神灵英雄无疑寄托着人们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适应了时代和观众对于英雄与明君的双重心理渴求。
历史剧中的帝王英雄形象是人们在时代大更迭时对历史的追根溯源与精神皈依。因此，历史以及历史中的英雄在影视文本中被成倍地放大，艺术对此有着无穷的想象和各式各样的演绎。在此历史讲述的意识形态性与历史的诗学得到兼容，主流意识形态确认的英雄主义、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三位一体贯通于影视文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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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强势登陆的“好莱坞英雄”
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中国影视艺术英雄主义思潮风行之势，美国好莱坞大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调查，我国青年人在业余时间喜爱观看的影片当中，美国好莱坞大片占60%左右。《兄弟连》《野战排》《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特洛伊》《角斗士》《最后的武士》等等DVD、VCD光盘充斥着音像店。在好莱坞的经典叙事中，英雄叙事一直是“主旋律”。毋庸置疑，“美国大片” 在充分迎合市场的同时，也相当地“讲政治”。它往往涉及重大历史题材，其中英雄都代表着正义和勇敢，透射出浓浓的美国国家情结和美国精神，其基本出发点都离不开爱国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影片张扬个性，塑造“硬汉”形象，凸现英雄人物在重大事件中的特殊地位，制造美国式的“高大全”完美英雄。美国英雄在娱乐中夹带着美国的价值观走向世界，在获取巨大商业价值的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政治效益。
时代呼唤“文人英雄”
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近的影视文艺既是跨世纪又是创世纪，在“诸神复活”的英雄交响曲中狂飙突进。然而，文艺创作中还有另一种倾向，即把人的平庸化、琐碎化、鄙俗化当成人的真实状态。认为人是虚弱的，渺小的，他们在生活面前只能随波逐流，或者沉沦颓废。这一“几乎无事的悲剧”就是人的原生态。原生态艺术体现了以无深度、无中心、无历史、无审美、反英雄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特色。它真实地反映了人在剧烈的社会变动面前消极适应的一面。但这一面绝非人的全部。因为它放弃了对人的更为重要的一面——超越性的把握。人类的心灵深处，总有一种对自由、超越的向往之情，都需要一种超越精神，这一需要源于人性中对崇高的渴望。追慕英雄是人类的原欲。英雄文化实际上就是关于人的价值的理想尺度。所以，人类需要英雄，民族需要“英雄神话”，需要能够将普通人引向崇高感、英雄感的艺术。
“数英雄英雄无数，……说英雄谁是英雄”?谁能担负起塑造英雄、讲述神话、重构民族精神价值的重任呢?这就是卡莱尔所推崇的六类英雄人物之一的“文人英雄”。哲学家胡克在其著作《历史中的英雄》中也确认，现代社会中教育所树立的英雄的理想目标，应该是供养在思想的万神庙中的伟大人物，是具有崇高思想、社会眼光、科学成就与艺术才能的人物。因为正是这些人物来负责塑造公民的理想与社会态度。胡克所推重的英雄即是克莱尔所指的文人英雄。英雄文化哺育了文人英雄，文人英雄建构了英雄文化。文人英雄具有历史的前瞻的艺术洞察力，在文化失范的状态下建设文化，在反英雄的情势下塑造英雄，在拜金主义盛行的时代环境中宣扬高蹈的理想主义。他们是给人类带来“天火”的普罗米修斯，是能够把人们引出“市侩的埃及”的摩西。正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竭力呼唤的“精神界之战士”，他们“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文人英雄既有孔子、屈原、李白、鲁迅、曹禺等等，当然也应有金庸、张艺谋、李安等人的一席之地。
革命英雄篇8
1911年到1949年短短的38年，无疑是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大地变化最为激烈的历史时期，是一段血泪和荣耀并存、悲壮与豪情交汇的历史。在日渐频繁且剧烈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进程中，吕梁这片古老而英雄的热土，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辛亥革命以来，随着民主革命的浪潮席卷中华大地，革命思潮在吕梁迅速萌发、广泛传播。1925年，晋西地区最早的中共党组织——汾阳特别支部成立。1931年，山西第一支工农武装——晋西游击队在当时的孝义县温泉乡辛庄村成立。吕梁是红军东征的主战场，1936年率领东征红军总部在吕梁境内转战75天，完成了筹粮、筹款、扩红三大任务。吕梁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主要根据地之一，是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东部屏障和后勤保障基地，抗战期间，将穷凶极恶的日寇阻挡在黄河以东，保障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全。我市所属兴县是晋绥边区党政军机关所在地，汾阳、离石、临县和孝义也曾是晋西南区党委、晋西北区党委、吕梁区党委机关所在地。抗战期间，吕梁人民养兵十万、牺牲一万，把三万子弟输送给革命主力部队，交纳公粮675万公斤，支援中央的经费占当时吕梁财政收入的70%以上。吕梁是延安通往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中、华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安全通道，铸就了各根据地通向延安的“钢铁走廊”。吕梁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所在地，、杨尚昆等领导人在临县双塔村驻扎近一年时间，为党中央指挥西北战场以至全国的解放提供了重要保障。
“时势造英雄”。伴随着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进程，无数吕梁儿女投入到争取民主自由、民族独立、解放祖国、保卫和平的波澜壮阔的战斗行列，涌现出一个个震撼山河、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中国人民不畏、敢于斗争的壮丽诗篇。崔三娃、段祥玉、韩凤珠……交城山沟里普通的猎人，民族危难时他们奋起抗战保家卫国，成为作家马峰、西戎笔下《吕梁英雄传》中的生活原型;任应枢，这位让日本鬼子心惊胆战的“任胡子”曾享誉晋中平原;文水一家人，父亲李宝荣、母亲韩桂英、儿子李明则，为抗击日寇先后惨死于敌手;抗日英雄、汾阳蒋氏三兄弟，英勇抗击日寇，先后壮烈牺牲;汾阳阎焕景、阎焕曜、阎焕春三兄弟，足迹抵达内蒙古大草原，把热血洒在抵御外患的战场上;孝义石像村90多户人家就有120余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成为抗日模范村;还有许多在隐蔽战线上默默无闻、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他们有的仅仅是代号如501等等。这些普普通通的名字，普普通通的人家，在和平年代，他们一生也许平平淡淡，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作中终其一生。走在街上，没有人会注意他们的存在，他们唯一的目标仅仅是活着，或者说活得好一点。但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斗争， 投身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滚滚洪流之中，用青春和生命谱写了一曲不朽的革命赞歌。
战争年代需要英雄，建设时期同样需要英雄。建国60多年来，吕梁各条战线涌现出的英雄人物激励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干部群众，使他们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来，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当代军人楷模、舍己救人英雄苏宁，为救他人不幸牺牲，中央军委授予他“献身国防现代化的模范干部”荣誉称号;石楼县灵泉镇薛家垣村党支部书记梁宝，28年如一日，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勇抗病魔、自强不息，被吕梁市委、市政府授为“当代吕梁英雄”;柳林县庄上镇前元庄村原党支部书记康梦雄，探索出“村校结合、三教统筹、教科劳兼顾”的办学模式，被李岚清誉为“符合不发达地区办教育的实际和方向”。这些各条战线上的英雄，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展示了爱国主义和奉献主义的精神，闪耀着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光芒，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学习榜样。
《吕梁英雄谱》收录辛亥革命以来，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烈士近万名。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队伍的革命烈士184名，有晋绥边区表彰命名的各类战斗英雄、劳动模范75名，有历次革命战争中立功受奖的英雄人物28名，还有1978年前的省级以上劳动模范219名以及中共吕梁市(地)委表彰命名的“当代吕梁英雄”31名。这537位典型人物，有驰骋大江南北的吕梁籍人士，如贺昌、张叔平等;也有转战吕梁，为革命事业付出生命的外籍人士，如王若飞、秦邦宪、叶挺、刘志丹、毕士悌、杨森等;更多的是为保卫家乡，热血洒在吕梁这块红色土地上的吕梁人，其中最著名的有刘胡兰烈士。这些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为此，本书以这些人的名字作标题，更加彰显生命的尊严和珍贵，也是表达编委会全体人员对英雄们最崇高的敬意!
历史的长河汩汩流淌，历史的见证者终将逝去，在时间的冲刷中，英雄和英雄事迹也会被人们渐渐淡忘。回望历史，是纪念，也是借鉴。编辑出版《吕梁英雄谱》，是为了让我们牢记历史，在历史中总结经验，从前辈先贤身上汲取智慧，让他们曾经的牺牲和付出，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源泉，进一步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弘扬吕梁英雄的崇高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编辑出版《吕梁英雄谱》，是为了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建设发展时期，人民群众的力量都是最伟大的力量。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最伟大的力量、最深刻的智慧都蕴藏于人民群众之中。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的事业就有了力量源泉，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的使命才能取得最终的成功。
编辑出版《吕梁英雄谱》，为这些革命烈士和英雄模范树碑立传，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是中共吕梁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和市政协领导的共同心愿。今年这个主题确定之后，大家非常珍惜这个为英雄做点事的机会，动员了方方面面的力量，发掘和整理了一批曾经在档案馆中尘封已久的真实和激烈，并从历史当事人、见证人和知情人手中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记述了不同时期、不同人物面对艰难而艰苦探索、面对外侮奋勇抗争、面对危机直面人生的感人事迹。他们果敢前行的身影已成为一种永恒的记忆，我们应该记住他们、感恩他们、怀念他们。
革命英雄篇9
1.网上祭英烈，不忘烈士抛忠骨，民族复兴中国梦!
2.网上祭英烈，不忘烈士抛忠骨，民族复兴中国梦!
3.让我们一起宣誓：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立志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4.先烈们，是你们用生命换来了我们的幸福，我们会永远记住你们的!
5.让我们一起宣誓：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立志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6.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你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你们的英雄主义精神会代代相传，会激励一代又一代人，不断探索，不断进取，为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努力。愿英雄精神永世长存，愿英雄安息，愿后人奋进。
7.我们纪念革命先烈，就是要永远不忘他们为党和人民建立的卓著功勋，永远不忘他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民族精神，永远不忘他们的遗志和追求。
8.我们的现在的幸福生活是靠老一辈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时候要始终牢记革命先烈!
9.在繁荣昌盛的今天，我们永远忘不了那段屈辱的历史。是革命先烈用血汗、用智慧，为我们铺起美好的现在，充满希望的未来!是他们，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换来一场场革命斗争的胜利，为自己的子子孙孙打下一片光明的未来，一次又一次维护了国家的尊严。我们忘不了革命先烈们为祖国的付出与奉献，我们自己要更加努力学习，将来好好报效祖国!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10.祭拜中华英魂，努力学习知识，实现中华梦想!!!
11.士们，你们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我作为祖国新一代的青年，在这里向你们奉上最崇高的敬意!又是清明
12.多少英雄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为祖国的繁荣昌盛，用自已的生命谱写了“义勇军进行曲”，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五星红旗。作为他们的后代，我们要使红旗更鲜红，五颗星星更明亮。
13.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中华献出生命的英雄、烈士。我们会努力学习，长大建设国家，实现所说的“中国梦”!!!
14.我们定要倍加珍惜无数先烈用生命给我们换来幸福生活勤奋学习努力成才牢记烈士遗愿踏着烈士足迹用自己生命和才智去实现先烈们未竟共产主义事业去创造共和国无限美好明天
15.多少英雄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为祖国的繁荣昌盛，用自已的生命谱写了“义勇军进行曲”，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五星红旗。作为他们的后代，我们要使红旗更鲜红，五颗星星更明亮20xx年“网上祭英烈”签名寄语范文(大学生适用)。
16.清明时节雨纷纷，又到一年相思节。他们挥洒着热血和青春，成就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应该无比珍惜!
17.今天的鸟语花香，源于您满腔的热血;今天农民伯伯的五谷丰收，是您金灿灿的心愿…… 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怎能忘记。烈士们的抛头颅，洒热血。安息吧!成睡在地下的英烈们!你们是不朽的，即使再沉睡上一万年，也永远会被人们流传下去!
18.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你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你们的英雄主义精神会代代相传，会激励一代又一代人，不断探索，不断进取，为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努力。愿英雄精神永世长存，愿英雄安息，愿后人奋进。
19.我们纪念革命先烈，就是要永远不忘他们为党和人民建立的卓著功勋，永远不忘他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民族精神，永远不忘他们的遗志和追求。
20.怎能忘记狼牙山五壮士为祖国的壮烈牺牲?怎能忘记董存瑞炸碉堡时的高大身影?多少英雄英雄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为的是祖国的繁荣昌盛，他们有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义勇军进行曲”，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五星红旗。作为他们的后代，我们要使红旗更加鲜红，使五颗星星更加明亮!
21.你们的英名永垂不朽，你们的精神万古长青!向你们致敬!向你们学习!
22.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中华献出生命的英雄、烈士。我们会努力学习，长大建设国家，实现所说的“中国梦”!!!
23.一个民族光荣的振兴，离不开壮士的奉献;一个民族屈辱的洗刷，离不了烈士的身躯。革命烈
24.花开时，对君缅怀敬意致，敬愿九泉得安息，学君奉献为国是!
25.立德立志，快乐成长，缅怀先烈，做美德少年，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学习!
26.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中华献出生命的英雄、烈士。我们会努力学习，长大建设国家，实现所说的“中国梦”!!!
27.英烈们，在您们艰苦的奋斗之下，我们祖国繁荣昌盛，今天的美好的生活，是靠的您们的鲜血换来的，我们现在要好好学习，将来成为祖国的有用之才，为国家做贡献，您们人虽然牺牲了，但是依然活在我们的心中，我向您们致敬。
28.无数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撒热血，用鲜血和生命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要好好学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把我们祖国建设的更加繁荣富强!
29.因为有着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才能使我们拥有今天的安定生活。如今生活在和平的年代，生活安定，也许我们不需要经历动荡的岁月，但是我们要有一颗感恩的心，要对得起先烈们为我们作出的牺牲。我们应该向先烈们学习，将他们的热爱祖国，胸怀祖国的情怀融入时代的大环境中去，做一个有承担的人，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30.向英烈致敬!
31.没有英雄先辈们的抛头颅洒热血，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向英烈们致敬!
32.向烈士们致敬!你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你们的英名永垂不朽，你们的精神万古长青!向你们致敬!向你们学习!
33.我们要铭记历史，缅怀英雄是我们所有人的义务与责任。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学习他们的忘我献身精神，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完成任务。
34.人民英雄纪念碑，悲壮历史有概说，南昌起义正气在，渡江之役气势存，满目观看历史画，但见道理在此中，千万英雄写历史，历史源在人民中，中华历史有珍贵，就是人民英雄多。
35.先烈们，是你们用宝贵的生命创造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向你们致敬!我们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36.向先烈们深深地致敬!作为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每天面对花儿一样的笑脸，我知道自己的工作是多么的重要和荣耀。我们要让祖国的新一代儿童知道，他们幸福安稳的生活，是您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要让他们懂得感恩，热爱生活、热爱祖国，不辜负您们为祖国牺牲的巨大代价;我们要让他们发扬民族精神，学您们的不屈不挠，学您们的英勇奋斗，为了实现我们共同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
37.年年祭扫先人墓，处处有犹长春风，学习先烈革命精神，为振兴中华建功立业
38.多少英雄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为祖国的繁荣昌盛，用自已的生命谱写了“义勇军进行曲”，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五星红旗。作为他们的后代，我们要使红旗更鲜红，五颗星星更明亮。
革命英雄篇10
[关键词] 十七年电影 革命题材 英雄人物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23.005
据学者的不完全统计，1949年至1966年新中国电影共出品777部创作影片，其中具有明显娱乐性质和类型化倾向的影片约306部，占同时期创作影片总数的39.4%[1]。而其中的革命题材影片又占据了大半江山。这十七年来中国电影在曲折中前进，革命题材的创作不仅受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题材现实性和社会性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受到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的叙事影响，将关注点放在当下的革命战争中，讴歌为新中国成立浴血奋战的战士们。具体来说，本文将从人物设置和叙事策略两个方面对这类影片进行简要分析。
一、人物设置
在“十七年”革命题材电影中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对英雄人物的塑造，通过该英雄人物来展现相关革命主题，而这个特殊时期的电影却有着不同于其他时期或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一题材的影片而体现出自身的特征。
(一)英雄人物的成长范式
新中国革命题材影片中塑造的英雄人物不同于好莱坞类型片塑造的西部牛仔的扶弱凌强的硬汉形象，他们的出身背景多是贫苦的民众，一直深受阶级敌人的压迫，有着一腔革命的热血。但是他们并没有天生的禀赋，之所以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得益于党的指引和教育，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英雄人物范式才能够为广大普通民众提供一个成功的范本，对其产生启发和教育的意义。如陈荒煤先生所说：“观众感兴趣的并不是你所写的这个人物是一个天生的英雄，而是这个人物如何成为英雄。观众和读者是通过对人物成长的描写来教育自己，他们关心的是新的人应该具备怎样的性格，怎样成长起来的，如果人物一开始就是一个凝固的‘英雄’，在任何事情、任何困难面前他都可以毫不思考地做得非常正确，这个英雄形象，将使人感到无法当做一个榜样来学习。”[2]在这里英雄人物化身为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表征符码，在彰显权威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和准绳的同时，又期许获得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英雄人物理想的实现必须要通过集体，个体的复仇愿望的实现也只能通过成为革命集体事业中的一部分才能实现。如戴锦华所说：“个体生命的寻找、追求之路，如果不想遭到历史的无情被逐，就必定要融合于阶级/集体/革命队伍，就必定要献身于革命/党的事业。在“十七年”的革命经典叙事中，这绝非牺牲与代价;相反，这是价值的获取与生命的证明。”[3]这类英雄人物斗争的对象是阶级敌人，不同于好莱坞西部片中是与主流社会秩序的相抗衡。因此这类人物成长的结局既不是好莱坞式的皆大欢喜，也不是悲剧性终结，而往往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告别仪式。《渡江侦察记》中李连长与刘四姐挥手作别，又赴征程。《战火中的青春》雷振林与高山、《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杨晓冬与银环、《南征北战》中高营长和赵玉敏都以男女主人公告别结束。这种表现手法一方面具有更强的隐喻意义，能够给受众更大的反思和体会的空间，让电影受众在自己的思考中去体会其中的道理，产生更强的感染力，另一方面，其与革命题材的结合则能让革命道理和思想在电影受众中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
(二)领路人/指引者的身份指认
在英雄人物的成长过程中，电影中常会设置一个领路人来突出英雄人物的蜕变和成长过程，在紧要关头为成长中的英雄指明前进道路，同时经历了一次对自我身份指认的历程。这样的领路人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是共产党的正面典型代表，在他们的言行中时刻流露出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他们的出现不仅是坚定战斗信心的简单能指，更是电影创作者有意在为观众进行的潜意识精神灌输，让观众走入到电影缝合的情境中，把自己置换为英雄人物，从而伴随英雄的成长而获得想象性的升华和自我救赎，潜移默化地接受它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理念。《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在发电报的过程中带动了何兰芬的积极性，让其主动参与到革命事业中，这里李侠是何兰芬的思想精神引路人。还有，《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常青的英勇就义，激励吴琼花成为一名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这里也暗含了导演有意灌输给观众的理念即任何英雄的成长，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教育下，踏着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足迹成长为一名英雄的。
二、叙事策略
叙事模式是一部影片中的重要语言系统，就像我们怎么去表达自己的观点一样，需要有一定的设置与安排，其对影片的效果具有很大的影响。当然，在“十七年”电影中，政治上的宣传与叙事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相对缺少艺术成分，但在创作手法上也是取得一定的突破，追求更为真实的诉求与表现。
(一)政治至上的叙事倾向
首先，国家政权对整个政治方针的控制与影响。经过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国最终取得了胜利，出于对新生政权的巩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认为仍有必要利用一切有效的舆论工具在思想上继续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和教育。新中国电影的艺术目的，既不是好莱坞式的愉悦观众，也不是中国三四十年代进步电影的批判既有秩序，而是担负起了确立新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重任[4]。因此，“革命”被确定为一切新文艺的主导方向，而电影作为具有广大的群众性和普遍性艺术形式，成为了政治的传声筒。电影在新中国成立后也不再被视为特殊的文化商品，而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宣传工具[5]。为了最大限度发挥电影的宣传功能，1951年总理召开的电影工作会议上对电影创作做出了指示，其中谈到：“目前电影工作的中心问题是思想政治领导问题，未来加强对电影工作的思想政治领导，”对于批评的标准，指出：“主要是大的政治方向正确，目前还不宜过分强调艺术性。”由此可见这样的政策为以后电影创作、生产以及制作都明确了方向，也为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政治之至上的叙事倾向埋下伏笔。
其次，这一时期的电影艺术家们很多就来自革命队伍，比如导演郭维少年时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曾加入陕北公学流动剧团，一直从事革命戏剧活动[6]。他拍摄的《》塑造了一个真实、生动、可信的英雄人物形象。很多电影艺术家们亲身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带着满腔的热情投入到艺术创作中，他们渴望着能在作品中展现战争中浴血奋战的英勇战士们，将真实战场展现在观众面前以获得其对战争中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认同和体恤。而国家制定的电影方针政策刚好契合了艺术家们内在的创作激情，所以很多作品都有明显的政治意识充斥其中，但却能较为真实地展现具体的环境和故事。
(二)“革命情感+儿女私情”的叙事模式
“十七年”时期革命题材影片种最多见的便是这种革命加爱情的模式。这类电影在展现艰苦的革命历程和英雄人物的浴血奋战的主题时，将爱情注入到其中，不仅是因为爱情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更重要的是由于战争本身的不可预测性和残酷性，乱世中的爱情叙述自然也就具有日常生活中所不可能有的哀婉与感伤的基调，为影片平添了一种哀婉顽艳、荡气回肠的艺术魅力[7]。
我们知道，在“十七年”这个特殊时期或者说在整个革命年代，个人情愫的表达会被认为对革命者或革命群众的高大光辉的形象构成不良影响。因此在这特殊的时期内，爱情的情感诉求都是通过隐晦和含蓄的细节方式来传达的，所有爱情都是建立在革命战斗的基础上的，人物关系常表现出同志关系。如在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和何兰芬开始假扮夫妻进行情报工作，后来产生真感情结为夫妻，但之后影片中也很少有二人的亲密镜头，与其说他们是夫妻，倒不如说二人关系演绎的始终像是战友。还有，《渡江侦察记》中刘四姐手捧一束花来看望李连长，这一小小细节暗示出了刘四姐的心思也为影片埋下伏笔，后面这束花出现在李连长的桌子上，肯定了观众对这种情感的期许。再如《地雷战》中赵虎将钢枪送给玉兰，尽管一方面是出于个人的私人情感，但也是为了玉兰参加战斗，玉兰把头发剪下来送给赵虎，既是对对方爱情上的承诺，同时也是一项为试验地雷而进行的革命任务。个人感情的表达在这里都不能得到直接的宣泄，而必须借助“革命”这一“正当幌子”得以表现。爱情在片中成为了重要而独特的风景线，它不仅能够有效调节影片的节奏和气氛，同时让观众在政治意识形态浓厚的影片中能找到一丝慰藉心灵的情愫。
结语
尽管“十七年”革命题材电影中英雄人物的塑造会出现高、大、全的概念化人物，在叙事过程中会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烙印。但由于新中国政权刚刚确立，利用电影这样的舆论工具来肯定战争胜利的成果并以此来鼓舞民心，帮助人民群众树立革命理想，让观众振奋向上地投入国家建设则显得尤为必要，而十七年电影中所塑造的英雄人物的楷模形象不仅为观众树立了一个时代的榜样，更深层意义上是对抗战英雄的致敬，正如有人提到“这是一个崇尚理想的时代，革命被看作是最崇高、最神圣的事业，革命者被誉为拯救群众于水火之中的伟大英雄。”[8]虽然“十七年”电影更多地体现这些内容，但笔者以为，在人物的设置和叙事策略上对后期的电影的创作还是有许多可借鉴之处的，这也是本文的一个出发点。
注释
[1]陈山.《红色的果实――“十七年“电影中的类型化倾向》.《电影艺术》2003年第5期
[2]陈荒煤.《解放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05页
[3]戴锦华.《镜与世俗神话――影片精度18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4]黄会林、王宣文.《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美学探论》
[5]李少白.《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
[6]李少白.《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页
[7]范志忠.《世界电影思潮》.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年9月版.第68页
[8]骊苏元.《当代中国电影创作主题的转移》.1999年
